略定秦晋 

朱元璋平定陕西、山西的战争。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八月，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攻克元都之后，朱无璋即命他们率师取山西。副将军冯宗异、偏将军汤和、平章杨璟一起前往征讨。元顺帝北走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时，命扩廓帖木儿率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往居庸关去攻北平(今北京市)。徐达得知此情况后，对诸将说：元将率师远出，太原必然空虚，“我与汝等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此兵法所谓批亢𢭏虚也。”(《明史纪事本末·略定秦晋》)，扩廓到保安州后，闻徐达进军太原，就回兵救援，其前锋万骑突至，明军傅友德、薛显率敢死士数十骑冲锋，将元军击退。扩廓就屯军城西。明年指挥郭英发现元军“多而不整，营大而无备”(仝上)，建议夜袭元营。常遇春与徐达接受他的建议。适逢扩廓帖木儿部将豁鼻马暗地派人约降，并请为内应。徐达遂乘夜袭击。先派五十骑埋伏于城东，约以举火鸣炮为信号。到夜间，郭英率十余骑潜入元营，举火鸣炮，伏兵应声而起，常遇春等人的大军也到达，彼此接应。元军大溃，溃退时将士自相践踏。当时廓扩正燃烛坐在营帐中，闻讯仓惶逃窜，来不及穿鞋，竟光着一只脚，乘上一匹弱马，带着十八骑逃到大同，后转至甘肃。元将豁鼻马带领将校投降，遂克太原。明军获兵四万余人，马四万余匹。其后又连克石州、忻州、崞州、大石、平阳、绛州、阳曲、大同。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李文忠自北平会师攻庆阳，行至太原时，正遇元将脱列伯、孔兴以重兵攻大同(这是元顺帝北逃时，欲图恢复而部署的)，便先移师大同，行至白杨门驻军。脱列伯用全部精锐来攻，李文忠闭营不出战，只令两营诱敌，督令死战，以疲劳元军，待元军饥疲，才亲自率兵出击，大败元军，生擒脱列伯，获降卒万余和大量辎重马匹。大同之役，使元顺帝失去南向复辟之念。至此平定了晋(山西)地。

洪武二年(1369)二月，徐达派副将军常遇春、冯宗异渡河进攻秦地(陕西)，徐达派都督佥事郭兴率领轻骑𢭏奉元，自率大军继续前进，渡泾、渭二水至三陵坡，当地军民迎降。徐达按兵于此，派人进城抚谕，第二天，军队整齐威武的入城。改奉元路为西安府，留耿炳文镇守。耿炳文在长安，修筑泾阳、洪渠等堰十万一千多丈，以利农田灌溉和运输。保证了西征大军的给需。三月初九，常遇春、冯宗异等进军陕西，克凤翔，李思齐率所部逃奔临洮。徐达在凤翔与诸将集议下一步进军计划，认为“临洮之地，西通番戎，北界河、湟。取之，其人足以备战斗，其地所产足以供军储。……临洮既克，则旁郡自下”(仝上)。决定派冯宗异进取临洮，冯宗异师至，李思齐降，立临洮卫。接着进攻庆阳、宁夏。本来元将张思道在庆阳，听说明军克临洮，便逃至宁夏，让他弟弟张良臣、平章姚晖守庆阳。徐达攻下平凉，即谋取庆阳，率诸将四面包围庆阳城，张良臣恃庆阳城险，且下有井泉，可据以守。他的兵精悍，又有其兄张思道与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为声援，贺宗哲、韩札儿为羽翼，姚晖、葛行为爪牙，所以要据守以图大功。明军列营城下围困庆阳之后，良臣屡次出城均失利，派到宁夏求援于王保保的人，又被俘斩，致使他内外音讯不通，粮饷乏绝，以至煮人肉汤和泥充饥。八月二十一日，姚晖等被迫投降。至此，山西、陕西都入于明政府统辖之下。明政府设立山西、陕西两行省，以御史中丞杨宪为山西参政，中书参政汪广洋为陕西参政。

元军失败的原因，在于军事上采取的战略失误。如太原是山西的重镇，而元朝守将扩廓帖木儿竟“空国而去”，使徐达用“批亢𢭏虚”之术攻太原，致使元军“巢覆穴倾以亡晋”。元将李思齐占据险要之地，不卷甲出关以断明军入河南要道，反而徘徊关内，惧怕明军而逃奔，使冯宗异轻取河西，顺利地占据华阳，以至失去陕西。此外，明军在攻占的地区进行建设和抚恤百姓，为明军提供了物质和组织条件。如攻下奉元路后，留守该地的耿炳文“输饷五千石赴巩昌，军食赖以足”。又因关中饥，而“命户赐米一石，继又赴孟津仓，户给米二石，民大悦”(《明史纪事本末·略定秦晋》)，因而得到民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