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户 

明代称逃避徭役的民户为逃户。明代豪强奸富规避赋役，遂使赋役负担转嫁到贫弱的民户身上；当民户不能胜任赋役时则逃亡。明代农户逃亡的潮流，至宣德时已盛。《续文献通考》：“宣德时天下财赋多不理，而江南为甚。周忱巡抚江南诸府，始至，召父老问逋税故，皆言富豪不肯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周忱谓逃亡农民有七条出路：一曰大户苞荫，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荡，四曰军囚牵引，五曰屯营隐占，六曰邻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诱。大户指缙绅地主，包括缙绅、生员、监生，他们有按品级优免赋役的特权，很多农民依附于他们，称“大户苞荫”。万历初，徐贞明《潞水客谈》言，“今天下浮户，依富豪而佃客者何限”。晚明宦官专权，剥削民业愈甚，江南士大夫之家包览投靠的奴客较他处尤多。顾炎武《日知录》谓：“今日江南士大夫之家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至千人。”明代匠户亦免除赋役，由是大量逃户流入城市，依附于匠户门下，冒充义男女婿领牌上工，成为手工工人。此为“豪匠冒合”。“大户苞荫”与“豪匠冒合”为七条出路中容纳逃户最多者。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人口已达六千零五十四万，孝宗弘治四年(1491)反减至五千三百二十八万，神宗万历六年(1578)仅达六千零六十九万。一百八十余年间，人口增加仅十四万，可见明中后期人口逃亡之多。由于逃户增加，垦田数额随之减少。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天下垦田总数已增至八百五十多万顷，至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反减至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万历时，也只七百多万顷，仍不及洪武二十六年之数。逃户是明代严重的社会现象，对当时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