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法治 |
| 释义 | 法治战国时法家的政治主张。与儒家的“人治”相对。先由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所提倡，后经韩非总结，形成法、术、势结合的完整的治国理论。“凡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韩非子·说疑》），“任人者，使有势也”（《韩非子·八说》）。中心内容是“以法治国”（《韩非子·有度》），制定明确的法律，奖励耕战，禁奸塞私，“厚赏而信，刑重而必”（《韩非子·定法》），并用法律统一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韩非子·五蠹》）。还曾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要求不分贵贱，一律齐之于法，反对古代贵族等级制度。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治战国时期法家的政治主张。与儒家的“人治”主张相对。强调“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太平御览》卷六百三十八引慎子语）。主张“任法而不任智”（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四）。认为统一的法律与严格的刑赏，为治国之根本。其理论核心为加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为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等所提倡。前期法家中，慎到和申不害分别主张用“势”和“术”来推行法治。商鞅强调统一法令“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并以“壹刑”、“农战”等政策为其法治理论的重要内容。韩非兼取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之长，提出了完整的法治理论。规定一切都“断于法”，“一法而不求智”（《韩非子·五蠹》），“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实行法治的关键是掌握“刑”、“赏”、“二柄”。用“严刑”、“重罚”，“使国安而暴乱不起”（《韩非子·奸劫弑臣》）。用“循名责实”办法考核、奖励官吏。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采取“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的用人原则，重用“法术之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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