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郑观应 |
| 释义 | 郑观应（1842—1922）清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待鹤山人。幼年到过南洋。青年时代，受民族危机刺激而学习西语、西学。咸丰十年（1860）入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为买办，亦自营商务，投资轮船公司。光绪六年（1880）后，先后由李鸿章、盛宣怀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粤汉铁路总办等职。中法战争期间，奉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曾只身入暹罗、金边、西贡侦探敌情，反对李鸿章在上海议和。因受洋务派排斥和外国公司迫害，更研究时务，逐渐形成维新改革思想。中法战争结束后，隐居五年，集中精力编著《盛世危言》，并研习医学。认为“性命之原”为道，自然科学为器，主张“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政治思想以“富强救国”为核心，认为“欲攘外，急需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盛世危言·自序》）。主张在工业支持下，与洋商进行“商战”；以“商贾之道”经营企业，“决不拘以官场体统”。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思想趋于保守，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敌视革命运动。晚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厌恶军阀混战。著作还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 郑观应（1842—1921）近代思想家，企业家。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偫鹤（亦作“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清咸丰八年（1858）应童子试，未中，后到上海学商，为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亦自营商务。光绪六年（1880）后，由李鸿章、盛宣怀委任，先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汉阳铁厂总办。晚年任轮船招商局董事。目睹当时中国严重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著《救时揭要》、《易言》，并在此基础上写成《盛世危言》，系统阐发其维新改良的思想理论。建议设立议会，振兴工商业，提出“商战为主，兵战为末”的重商主张，强调“通商以为富，练兵以为强”（《盛世危言·技艺》）。认为“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盛世危言·考试下》）。并以道、器范畴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主张既要学轮船火炮、汽机工艺等西学之“用”，也要学“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等西学之“体”。认为中学偏重“道”而“堕于虚”，西学偏重“器”而“征诸实”；其实道器是统一的，“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则放卷无具”（《盛世危言·道器》），认为由“器”可以见识“道”：“《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又强调“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这种道器观在当时的中学与西学的争论中具有代表性。今有《郑观应集》。 郑观应（1842—1922）近代散文家、商业家。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罗浮待鹤山人、慕雍山人、杞忧生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少弃科举赴上海，从传教士习英文。又学经商，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洋行任买办。同治八年（1869）捐员外郎，次年捐候补郎中。先后任扬州宝记盐务经理、太沽轮船公司经理。光绪初捐候补道员。在上海任机器织布局总办，电报总办，招商局帮办、总办；在湖北汉阳任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办。义和团运动起，与容闳等组织自立会，自任干事。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反对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所为散文不受桐城派“义法”约束，语言通俗质朴，风格清新，情感真切，善于说理，为近代一大作手。著有《盛世危言》、《救世揭要》、《易言》、《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近人辑为《郑观应集》。生平事迹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一卷、夏东元《郑观应传》、吴熙钊《郑观应评传》。 郑观应 1842—1922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郑观应为孙中山之同乡，清末时在香港宣传西洋文化，号召改良中国政治。他著有《盛世危言》一书，书中赞扬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希望中国从中借鉴，并提出了“君民共主，权得其平”的主张。“君民共主”的核心是要求清廷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本书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曾在上海与郑观应及王韬进行商议，并由郑观应介绍他北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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