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祐樘  1470—1505

即明孝宗。明代的第九个皇帝。1488—1505年在位，年号弘治。宪宗朱见深第三子。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十一月立为皇太子。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宪宗崩。九月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治元年。孝宗即位所面临的是宪宗遗留的阶级矛盾尖锐、贤良遭斥、奸邪当道、朝政昏乱、百事待举的局面。他说：“吾不自治，谁能治吾！”(《国榷》卷45)有励精图治之志。采取了一系列纠误改弊的措施。首先是整饬吏治。他斥逐奸邪，任用贤能，裁汰冗滥，考察官吏。孝宗一即位，就把宪宗时作恶多的奸佞李孜省处死，太监梁芳、陈喜等发往孝陵司香，奸僧继晓发原籍为民，太常卿道士赵玉芝、邓常恩谪罚戍边，罢与李孜省狼狈为奸的大学士万安。裁汰传奉官，罢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并论罪戍斥。经过这一番清理，“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明史纪事本末·弘治君臣》下引此文，不再注出处。)。与此同时，还任用贤能官吏，许多名臣都聚于阙下。如以“好直言”著称的王恕，成化末年被强迫“致仕”，孝宗复用为吏部尚书，先后条疏国事二十多条，“咸切时弊”，先后引荐的人才有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一时名臣”，而且对其“他贤才久废草泽者，拔擢恐后。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明史·王恕传》)。还信用刘健、谢迁、李东阳，让他们入内阁参与机务。其中刘健、谢迁被誉为“有明贤宰辅”之一。孝宗还注意对官吏的考察。弘治元年(1488)正月，考察镇守武官。三月，命吏、兵二部将两京文武大臣及地方知府守备以上官员的姓名，张贴于文华殿壁上，如有迁罢者，就改为新任官的姓名，以便了解官吏情况。其后“申严考察奏办之例”(《明会要》卷46)，还指示吏部、都察院，“人才进退，考察务得实迹，不可偏听枉人”(《明史·孝宗本纪》)。以使官吏的考察符合实际，收到实效。孝宗时由于“甄人才，核功实”，所以“仕路为清。”(《明史·彭韶传》)

第二是求直言，善纳谏。孝宗在位时屡“求直言”，“诏大臣极言时政得失”。对臣下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多虚心采纳。孝宗即位不久，要在万岁山建棕棚，用以登临眺望，太学生虎臣上疏切谏，祭酒怕虎臣得罪受牵连，就把刑具挂在虎臣读书的堂前树上，可是不久召令虎臣到皇宫，“传旨慰谕曰：‘若言是，棕棚已毁矣’”(《明通鉴》卷35)不久，又授以七品官，做云南知县。孝宗此举，影响很大。其后还有许多纳谏的生动事例，所以当时敢言直谏之风兴起，言路大开，使臣下能够大胆献计献策，佐政治国。如弘治元年马文升条时政十五事：“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扇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戎以御外侮，”这俨然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施政方针，孝宗“嘉纳之，悉施行”。孝宗改良政治的各项措施，基本遵循这一建议。

第三，勤政恤民。孝宗勤于政事，除“早朝”外，还增加“午朝”，每天在左顺门接见大臣，讲论治道，谋议政事。孝宗吸取前朝农民起义的教训，注意“与民休息”缓和阶级矛盾，他采取了减轻人民负担，赈灾济民，注重节俭，禁止勋戚中官等势家侵渔百姓，慎审刑罚等措施。孝宗时，虽然没有制定减轻赋税的制度，但是却通过赈灾等做法，实际减轻了对人民的剥削。据《明史·孝宗本纪》记载，从孝宗即位到寿终，赈灾济民连年不断；地区遍及全国各地；赈济对象以百姓为主，兼及军士；方式多是全免税粮，也有发粟平糴、开官仓放粮、免复业流民杂役、给灾民牛种等；免粮的数量也多。孝宗时也没有明确规定减轻徭役，但是他屡令停工役，罢烧造、织造，以及注重节俭，使弘治时期减轻了人民的徭役负担。当时，正直大臣时常建议孝宗俭约宽民，如弘治元年三月，马文升条时政十五事的节用一条中说：“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孝宗接受他们的意见，并付诸实践。他“减浙江银课”，“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减供御品物”，“禁中外奢靡逾制”，停、免山西、陕西、淮、扬、浙江等地采办物料，“减光禄寺供应”，“放减内府所畜乌兽”，“罢广东采珠”(以上引文均见《明史·孝宗本纪》)等等。

孝宗还禁止勋戚、宦官等势家胡作非为，明令“禁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势家侵夺民利”(《明史·孝宗本纪》)。

对于刑罚，孝宗主张用刑要慎重、公平。弘治四年(1491)敕法司：“嗣后两京三法司及天下问刑官，务存心仁恕，持法公平，详审其情罪所当，庶不背于古圣人钦恤之训。”以后还命京师和各地“慎刑狱”，“严旌举连坐之法”，“谕法司不得任情偏执，致淹囚”(均见《明史·孝宗本纪》)。

孝宗的上述措施，对发展生产和稳定社会起了积极作用。终孝宗之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及阶级矛盾都相对缓和，成为明代中期最安定的一个阶段。被旧史家称为“弘治中兴”，称道他“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明史·孝宗本纪赞》)此说似不太过誉。因为孝宗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总头目，也有其本质上腐朽的一面，而他能努力自我约束，不使其充分表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卒。庙号孝宗，葬泰陵(在今北京昌平明十三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