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中国近代进化论 |
| 释义 | 中国近代进化论戊戌前后至“五四”前后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哲学思潮。进化论是产生于19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本思想是认为事物依据量的积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向前发展。广义的进化论，包括自然无机物、生物以及人类的自然进化过程。狭义的进化论是指达尔文以来的生物进化论。中国近代进化论哲学思潮的基础，既包括广义进化论的内容，又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主体。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的形成，以中学与西学论争中的“道（体）器（用）”之辩为前奏。甲午战争之前，西方的地质、天体、生物进化的自然科学思想已传入中国，在当时“中道（体）西器（用）”的格局下，进化论作为形下之器，并未引起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变革。“道器”之辩的实质是历史观的变易问题。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经过“道器”之辩，突破了“中道（体）西器（用）”，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使进化论世界观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是严复。他称进化论为“天演之学”，认为万物无不遵循物竞天择的进化法则，其译作《天演论》称：“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肯定斯宾塞将物竞天择由自然领域推移到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进化观念，强调进化论是贯彻于天道人道的“一理”。经严复的阐释，进化论在戊戌时期成为具有世界观意义的哲学思潮。梁启超和谭嗣同提出“三世六别”、“两三世”思想，对历史进化的阶段作了更多的描绘，他们有把矛盾对立冲突作为进化动力的思想端倪。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的发展，与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如何变革中国的分歧相关联。两者都以进化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但对进化论的理解和运用则有着明显的差异。革命派不同意改良派历史进化只能和平渐进的观点，把进化与革命相联系，“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邹容：《革命军》），强调社会进化是通过革命来实现的，“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章太炎：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认为革命才能使中国社会实现后来居上的“突驾”（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他们还意识到人类社会进化有其自身的特点，章太炎指出人类的“合群”进化在于“竞以器、竞以礼”，即社会的进化以器械工具和礼仪法度的变迁为特征；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以互助为原则，不同于生物进化以竞争为原则，社会进化的趋势是由“万众之心理所造成”，变革社会必须“合乎人群之需要”。这些都深化和丰富了进化论的内涵。“五四”前后，中国近代进化论思潮走向终结。一方面进化论依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武器，陈独秀、李大钊、胡適、鲁迅等以进化论世界观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在选择西方新的“主义”作为世界观以取代进化论。这后一方面意味着中国近代哲学将从进化论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中国近代进化论哲学思潮反映了中国近代中西哲学合流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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