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对江南地区的开发 

孙吴占据的江南地区，土地肥沃，雨量充足，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所开发。汉代时进一步发展。但比起中原来，生产仍比较落后，地广人稀，没有得到全面的开发。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这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增加上。由于战乱，大量北方流民涌入荆、扬二州，以及南方广大地区，有的逃入越人居住的地方，和越人杂居，共同生产，逐渐融合。吴国的一些文臣武将也来自北方，如吕范，他避乱寿春，“将私客百人”归于孙策，又如程普、韩当也来自北方，还带来了北方部属士兵。

劳动力的另一来源则是山越土著人的出山。越人主要散居在长江以南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的山岭地区。这些居住在山地的南方土著，被称为“山越”。吴国统治者用武力征服他们，还把一些人编入军队，虽激起他们不断反抗，但大量的山越人还是出山定居。

劳动力猛然增加，对吴国来说，利用好则益于繁荣，解决不好则是沉重负担。吴国用屯田制的办法，较好地把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见“吴国的屯田制”)

北方移民与山越人两支劳动大军的会师，大大扩大了江南的耕地面积。北方移民带来了各地区较高的生产技术。东汉时，牛耕技术还未在江南推广，孙权为了推广牛耕，亲自将驾车的八头牛改充耕牛。赤乌八年(245)，孙权还组织三万人在句容(今江苏句容)开凿破岗渎运河。在吴国统治者的提倡和组织下，通过了广大农民的艰苦劳动，生产发展了，太湖沿岸和钱塘江流域，已成为经济发达的富庶地区。钟离牧在永兴县(今浙江萧山县西)垦田二十余亩种稻，一年得精米六十斛。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其四野则畛啜无数，膏腴兼备。……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左思《吴都赋》)的繁荣景况。

手工业方面也有很大发展，盐铁业水平较高。武昌附近冶铸业最为发达，产铁的地区设有铁官，管理采铸。会稽郡的铜镜工艺水平相当高。政府在海盐(今浙江平湖县东南)、沙中(今江苏常熟县西北)设有食盐的产销管理机构，有司盐校尉、盐池司马等官。纺织业以会稽郡的越布最有名，丝织业以诸暨、永安二县的丝织品质量为高，专供宫廷需要。此时，最为人称道的是青瓷的生产。青瓷工艺在汉代釉陶的基础上走向成熟，釉色和造型都相当精美。

江南的造船业和航海也有飞速发展。今天福建省福州市和霞浦县，是当时最大造船基地。造船技术达到相当高水平。海船大的长二十余丈，高出水面二、三丈，可载六、七百人，装载物资可达万斛。由此而发展起来的船海业也很可观，北达辽东，南至珠崖，儋耳(海南岛)、夷洲(台湾)，并与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诸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江南的商业也出现繁荣局面。西汉时，江东只以吴(今苏州)为大城市，吴国时，建业和武昌两大城市的建立和繁荣，标志着长江中下游有了较大的开发。国都建业有两个大市——建康大市、建康东市。左思《吴都赋》中说：“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商人的财富很快积聚起来。商业的发达必然带来货币流通的加快，孙权曾下令铸造以十当五百和以一当千的青铜币来行使流通。不过当时主要还是以物易物，用实物流通。也有以绢为货币的。吴国与魏、蜀间均有互市，蜀国的锦、马是吴所求的主要商品，而魏国中原的战马更是吴所需要的。吴国输出的主要是珠宝、药材、水果。吴国军中也有军市，交换军中所需。

江南繁荣使人口频增，使原本地广人稀的地区活跃起来。吴亡国时有4州、43郡、313县，郡县数比东汉大增，说明土地开辟、人口增加，需要设立许多郡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