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三纲五常 |
| 释义 | 三纲五常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的主从关系。《韩非子·忠孝》：“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礼记·乐记》：“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纲纪。”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西汉董仲舒则据“阴阳五行”说予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春秋繁露·基义》），宣称“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同上）。五常即仁、谊（义）、礼、知（智）、信。《汉书·董仲舒传》：“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五者所当修饬也。”儒家以五常配合三纲，处理父子、兄弟、朋友关系。“三纲五常”合称始见于魏何晏《论语集解》。《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何晏注引马融语：“所因，谓三纲五常。”南宋朱熹认为：“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 三纲五常简称“纲常”。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和道德意识，用以保障实行“三纲”。正式倡于两汉，其源则可溯至先秦。孔子已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韩非子·忠孝》以“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德。西汉初贾谊则进而提出“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新书·六术》）。至董仲舒始对此五德冠以“五常”之名，并作了详尽的界说。“三纲”观念亦由董仲舒首先使用，他把韩非的“三事”概括成“王道之三纲”，规定“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以“阳贵阴贱，天之制”（《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来论证臣、子、妻只能依附君、父、夫而行动，并提出“三纲五纪（五常）”（《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谶纬神学循着董仲舒所确定的“三纲五常”的基本格局而行。《礼纬·含文嘉》说：“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白虎通·三纲六纪》引之，又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和解释：“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强理上下，整齐人道也。”而“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入宋以后，理学家对此作了形而上的论证。朱熹把“三纲五常”纳入“天理”的轨道：“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论语集注》），又从“天理”论证“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十四），赋予“三纲五常”以超时空的道德绝对主义的性质。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率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去批判“三纲五常”，谭嗣同从“仁—通—平等”的道德观点出发，视纲常名教为束缚人们身体与精神的“网罗”，以为“三纲之害”，“不唯关其口，使之不敢昌言，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倡言“冲决网罗”。主张在“五伦”之中废除四伦而只保留朋友一伦。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使人成为他人的“附属品”，“无独立自主之人格”（《一九一六年》）。认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并望以“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去替代“儒者三纲之说”（《吾人之最后觉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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