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华夷之辨 |
| 释义 | 华夷之辨亦称“夷夏之辨”。古代华夏民族（主要指汉族）对四方各少数民族的态度。它是古代中国人华夏中心意识的最为鲜明的体现形式。“华夷”或“夷夏”的概念，由来已久。早在上古时期，“夏”与“夷”只是表地域和民族的观念。《说文解字》称“夏，中国之人也”；“夷，东方之人也”。但到春秋初年，它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之下，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号召天下诸侯，共同抵御蛮夷的侵略，保卫中原文化。孔子对这种做法，也是深表赞同，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充分赞扬了管仲的功绩，认为其功大焉！保存了华夏先进的礼仪典章制度等，免于被落后的少数民族所同化。孔子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就奠定了以后历代儒家华夷之辨的基调。此后，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用先进的中原文化来“变夷”是允许的，而反之“变于夷”是绝不容许的，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这一思想也成为后代学者对待华夷之辨时的重要原则。如《礼记》就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以其礼乐文化伏于四夷，四夷是落后的化外之民，“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于内自称曰不谷，于外自称曰王老”（《礼记·曲礼下》）。又如南宋陆九渊认为：“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固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虽更衰乱，先王之典刑犹存，流风遗俗，未尽泯然也。夷狄盛强，吞并小国，将乘其气力，以凭陵诸夏，是礼义将无所措矣，此圣人之大忧也。”（《象山先生全集·大学春秋讲义》）由此可以看出在华夷之辨问题上，其观点一脉相承。在历史上，中原农耕民族屡受周边游牧民族的入侵，在中原地区受到少数民族威胁或入侵时，华夷之辨则表现得尤为强烈。如南宋郑思肖认为“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国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于是。夷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君臣华夷，古今天下之大分也，宁可紊哉？”又说“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诛”（《心史》）。郑氏生于蒙古大举攻宋及宋亡之际，故深严华夷之辨。明清之际，在“天崩地裂”的时代中，广大士人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大汉族主义思想，将华夷之辨放在很高的地位。如王夫之认为由于地理条件各异，华夷之界绝不可乱，“天下之大防二：华夏夷狄也……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读通鉴论》卷十四）。并认为对于入侵之“夷狄”，“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读通鉴论》卷四）。清朝为政，反对“华夷之辨”，力主“中外一家”、“满汉一体”。“朕为统一天下之主，凡四海生灵，一视同仁，无分内外。”（《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一百三十）加之屡兴文字狱，到清中叶以后，以满族为针对目标的“华夷之辨”观念，已经非常淡薄。鸦片战争以后，华夷之辨的矛头指向外来侵略者，传统意义上的华、夷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华夷之辨的产生是建立在中原文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它在增强中原汉族的凝聚力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面临外族入侵之时，成为抵御侵略、保家卫国的精神动力。同时也不可否认，这种持对少数民族歧视性立场的观点，对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融合产生了消极、负面的影响，同时也加深了中华文化的保守性，对近代中国社会缓慢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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