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中国人民反对清政府对外出卖铁路主权的爱国运动，亦称保路风潮，是收回利权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准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随后又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清政府出卖路权的罪行，引起湘、鄂、川、粤四省与铁路有紧密联系的广大群众的愤怒，也直接侵犯了地方绅商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四省迅速掀起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保路运动。运动开始时是由立宪派领导的，采用开会宣传、进京请愿的方式，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力图将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但清政府悍然拒绝并严禁保路运动。广大群众逐渐突破“文明争路”的束缚，长沙、株州万余工人举行罢工示威，湖北宜昌数千筑路工人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湖南学生罢课抗议清政府的卖国行径，留日学生与海外华侨也坚决主张和清政府抗争到底。四川的保路运动尤为激烈，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8月24日(七月一日)成都召开有万人参加的保路大会，号召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四川的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力图把保路风潮引向武装起义。9月17日(七月二十五日)清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罗伦、蒲殿俊等，封闭铁路公司，愤怒的群众数万人齐集督署门前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竟下令开枪打死群众几十人，造成流血惨案。消息传出，全省沸腾，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斗争，旬日间就有十几万起义军进攻成都。保路运动的猛烈发展使清政府惊慌万状，急忙从湖北调新军入川镇压，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武昌起义。

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清末人民群众反对清政府出卖铁路主权的爱国运动。正当全国各地收回利权运动相继发展的时候，1911年5月，清政府新组成的“皇族内阁”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任命端方为督办铁路大臣，接管川、鄂、湘、粤四省铁路公司，并由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出面，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清政府名为借款筑路，实际上是将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绅商自行筹款修筑粤汉、川汉铁路，是四省人民经过长期斗争才得来的权力，四省已设铁路公司，历年来筹集资金共四千余万两，除商股外，还有用各种捐税征集的民股。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不仅直接侵犯了许多绅商等利益，同时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因此，四省迅速掀起了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保路运动。湖南绅商纷纷发表意见抨击清政府的反动行径，长沙学生举行罢课，发表演说。湖北汉口商民罢市，宜昌筑路工人数千人和清军发生武装冲突。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人民抛弃一切幻想，准备和清政府决战。广东召开了粤汉铁路股东会议，一致要求维持原案，力争商办。留日学生主张“路存与存，路亡与亡”。旅美华侨更加激愤说：“粤路国有，誓死不从”。四川的反抗风潮尤为炽烈。1911年6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各府州县纷纷响应，成立保路分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人。由罢市斗争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立宪派力求控制保路运动，但已无能为力。9月，四川总督赵尔丰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造成流血大惨案。人民更加愤怒了。同盟会会员吴永珊(玉章)等在荣县起义，建立革命政权。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起义，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清政府派端方自湖北率兵入川镇压。不久，湖北爆发了武装起义。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