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的哲学思想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动荡和变化之中。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给思想领域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批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上，他们或抨击现实政治的积弊，或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鄙薄空谈“理性”和埋首考据训诂的学风，主张“经世致用”，面对社会现实。著名的人物有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

龚自珍(1792—1841)，在哲学上的某些观点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变易的进化观，成为他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的理论依据。他认为，“法无不改”，“事例无不变迁”(《龚自珍全集》第319页)，形势终要发生变化。他针砭封建末世的腐朽，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满身疥癣的病体，已到了无法治疗的程度。他对死气沉沉的局面感到悲哀，他呼唤风雷，期待变革，憧景一个新的局面的出现。他认为一代之兴都是革前代之弊，“更法”是势所必然的趋向。

魏源(1794—1857)，跟龚自珍一样，主张变法革新，他认为“小变则小治，大变则大治”，“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魏源集》，第443页)。在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他反对当权派的闭塞无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们拒绝吸取西方的“长技”和把机器看作“奇技淫巧”的顽固保守思想，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中期，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1828—1897)、薛福成(1838—1894)、马建忠(1844—1900)、郑观应(1842—1922)等人，都极力鼓吹变法以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批判封建守旧思想。他们认为，只有设立议院，才能全国一致，共同抵抗外国的侵略。他们不同于洋务派只注重“船坚炮利”、投靠外国侵略者，而且大大超出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发展成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康有为(1858—1927)，他把今文经的“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相结合，认为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前进的。他认为当时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的中国社会是“据乱世”，而要达到“太平世”，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就必须先对“据乱世”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升平世”。这种历史进化论在跟封建守旧思想作斗争中，是有进步意义的。

严复(1854—1921)，他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有较多的了解。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并附加了他自己的许多见解，特别强调“物竟天择”、“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论观点，以及“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观点。它成为批判封建顽固守旧不变、激发人们要求变法图强的理论武器。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成为主要的思潮。

孙中山(1866—1925)，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比改良派表现了更加努力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精神。他们批判封建主义，批判改良主义，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走“流血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孙中山也从西方学来了进化论，他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因而民主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他反对改良派鼓吹的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躐等”，即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谬论。他认为文明进化总是不断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必须反对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在认识论上，孙中山认为“行而后知”，“先有事实，后有言论”，朴素地表达了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他提倡“知难行易”说，认为革命党人应“无所畏而乐于行”。孙中山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看到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二十世纪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