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郭沫若 |
| 释义 | 郭沫若（1892—1978）现代历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学名开贞，笔名有沫若、郭鼎堂等。四川乐山人。少年时即熟读古代典籍，尤喜读《庄子》。1914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五四”时期，从事新诗创作，推动新思潮传播，开一代诗风。1921年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同年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在东京组织“创造社”。1923年在日获医学士学位。认为文学可“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遂弃医从文。1924年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26年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曾应毛泽东之邀，去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夕，他疾书《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檄文，产生巨大影响。同年参加南昌起义，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工作，并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化活动。抗战开始时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写了《屈原》等历史剧和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1949年8月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事著述。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学识渊博，在其大量著述中表现了哲学观点。早期哲学思想有泛神论、意志论倾向。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划时代著作，用唯物史观考察了先秦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在《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卜辞通纂》等著作中，贯穿了作者一贯的历史哲学思想，对历史、考古、古文字研究贡献很大。1945年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两书，前者偏重考证，后者偏重评论，二者相辅相成，对先秦“社会机构和它的转变，以及转变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青铜时代》强调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从中“寻出某种学说所发生的社会基础，学说与学说彼此间的关系和影响，学说对于社会进展的相应之或顺或逆”，其中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初步梳理了先秦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十批判书》提出“以人民为本位”来评析先秦诸子的思想，把先秦儒家与“后代儒者”区别开来，同时以为要破除当代“‘新儒家’的迷执”。所著《奴隶制时代》一书，提出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见解。他的不少著作，是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潮进行斗争的产物。亦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贡献，1938年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47年译了马克思的《艺术的真实》。在美学思想上，早期主张“生命底文学是必真、必善、必美的文学”，“真善美是生命派文学所必具之二次性”。文学美的特征是“自见光明，谐乐，感激，温暖”（《生命底文学》），积极倡导审美功能是美化生活的理论，认为“要用艺术的精神来美化我们的内在生活”，“养成一个美的灵魂”（《生活的艺术化》）。把“自由”作为“美”的目标。认为美是人类的婴孩时代就有的要求。但从私有制产生以后，艺术则为特权阶级所独占。应该以美的艺术创造，“把固有的创造精神恢复”。在倡导艺术的审美功能论的同时，反对艺术的狭隘功利主义的动机说和目的论，认为“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但它是“社会现象之一，势必发生影响于社会”（《文艺之社会的使命》）。艺术家如果在创作时，“苟兢兢焉为个人的名利之见所囿，其作品必浅薄肤陋而不能深刻动人”（《儿童文学之管见》）。后期美学思想主张“暂时牺牲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去为大众人的个性和自由请命”，提出“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创作口号（见《文艺家的觉悟》）。此外，在整理《管子》、《盐铁论》等古籍，评价历史人物，考证地下出土文物等方面，也多有建树。生平著述甚丰。曾有《沫若文集》行世。今人编有《郭沫若全集》。 郭沫若（1892—1978）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开贞，号尚武，笔名有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1914年赴日本，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福冈发起组织反日团体“夏社”。1921年夏，与成仿吾、田汉、郁达夫、张资平等成立创造社。同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女神》，以崭新的思想内容，豪放的自由诗体和浪漫主义的风格，为现代诗歌开创了新的诗风。1923年4月回到上海，写有历史剧、小说和历史作品。1924年再度赴日本，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自称此书的翻译使自己“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同年回国。1926年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不久，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在上海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出“文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文艺”，不久被迫赴日本旅居。在日本期间，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论著，以及自传、小说、散文等许多文学作品。抗日战争爆发后，立即潜奔祖国，投身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筹办《救亡日报》。曾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领导文化界抗日宣传工作。皖南事变后，写有《棠棣之花》、《屈原》等六部历史剧，紧密为现实斗争服务。抗战胜利后，坚持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写有《抗战回忆录》（后名《洪波曲》）。建国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文化科学的组织领导工作，历任政务院副总理、科学院院长、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同时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大量作品。一生著述宏富，已结为《郭沫若全集》（38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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