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赃助饷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入北京后实行的政策。李自成为解决军饷问题，早在入北京前，就以“助饷”为名，向各级士绅征收钱粮。起义军认为官吏的钱财，“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所以称对他们征收钱粮为“追赃”，如在关中时曾向渭南乡绅索饷六百万两。进入北京后继续实行。崇祯二十七年(1644)三月二十七日，令在京各官，无论起义军政权使用与否，一律输纳，规定“内阁十万金，京卿、锦衣七万，或五、三万，给事、御史、吏部、翰林五万至一万有差，部曹数千，勋戚无定数”(《明史·魏藻德传》)，如不足数，即施以酷刑。主持此事的刘宗敏为此而造刑具“夹棍五千副”。阁臣魏藻德“输万金”，起义军嫌少，就对他“酷刑五日夜，脑裂而死”。起初仅向官吏追赃，后来追缴面扩大，共追赃得银七千万两。被刑的人数，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三。李自成起义军这些做法，对剥削者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做法过分激烈和凶猛，表现了小农阶级狭隘的复仇意识。而且又是在刚进入北京，需多方争取支持以立稳脚跟之时，所以很不策略，使当时为形势所迫欲归向起义军的明朝官吏，又与起义军对立起来。追赃所得也没有对贫苦农民加以赈济，以取得农民的支持，所以陷入孤立境地，成为起义军在北京占不住而迅速败退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