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礼法之争 |
| 释义 | 礼法之争亦称“德法之争”。中国古代关于礼治（德治）和法治的争论。周代实行礼治，西周末，礼治开始遭到破坏，春秋时期，有的诸侯国在改革中开始推行法治。周景王九年（前536），郑国子产“铸刑书”，将刑法条文铸于铁鼎，遭到晋国叔向反对。认为这样会使“民知争端矣，弃礼而征于书”（《左传·昭公六年》），破坏传统的礼治。周敬王七年（前513），晋国亦将刑法条文铸于铁鼎，又遭到孔子反对，认为这样做会破坏礼的贵贱等级，“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这是礼法之争的滥觞。孔子主张恢复周礼，主张“为政以德”，反对刑罚，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认为礼治是最理想的政治，要求人们的视、听、言、动都遵守礼。战国时期，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反对礼治要求法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认为统一的法治和严格的刑赏，为治国根本，其理论核心是加强封建专制政权。前期法家中，李悝最早在魏国制定《法经》，“尽地力之教”。接着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提出“必行法令者，民之命也，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并以“壹刑”、“农战”等政策为其法治理论的重要内容。申不害重“术”，号称“刑名”，要求“循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见刘向《别录》）。慎到重“势”，强调“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太平御览》卷六百三十八引慎子语）。儒家学派的孟子，继承孔子尊崇礼治，反对法治的思想，提出“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尽心下》），“见其礼而知其政”（《孟子·公孙丑上》），“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道家主张“无为之治”，既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同时又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六章》）庄子也认为：“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庄子·知北游》）又说：“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法之所无用也”（《庄子·胠箧》）。战国末年的荀子，在坚持儒家礼治的同时，也重视法治。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但同时又指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赋予礼以法的含义。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兼取前期法家“法”、“术”、“势”三派之长，提出了完整的法治理论，要求国家的政事皆“断于法”，“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韩非子·五蠹》）。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同上），并指责“儒以文乱法”（同上），称提倡礼治的儒家为“五蠹”之一。最后秦始皇推行法治，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制帝国。秦统一六国后，一味实行严刑峻法，人民不堪苛政，起而反抗，秦亡。汉朝以后，统治者多采取礼法兼治即所谓“文武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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