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知行 |
| 释义 | 《知行》清唐甄著。在知与行的问题，基本上沿袭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甄虽不敏，亦愿学阳明子而不敢谢不及者，盖服乎知行合一之教也”。坚持“反求于心，不假于外”的认识路线，认为“知之所在，即行之所在”。强调“致知之实功”，具有某些合理因素。收入《潜书》。 知行中国哲学术语。指知识（或道德观念）和行为（或行动）之间的关系。《左传·昭公十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提出“知易行难”的知行观。《老子》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都认为“知”可以脱离“行”而存在。荀子则主张：“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强调知来源于行，行高于知，学问的目的在于实行。南宋朱熹提出“知先行后”说，主张先具备知识或伦理观念然后再去实行。明王守仁批评朱熹将“知、行分作两件”（《传习录下》），提出“知行合一”说，归行于知，以知代行。王廷相提出“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王氏家藏集·与薛君采二首之二》）以行出真知的灼见与理学家的知行观相对立。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重申行是知的基础，认为“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尚书引义·说命中二》）。近代谭嗣同主张“贵知不贵行”，他说：“知者，灵魂之事也；行者，体魄之事也。……是行有限，而知无限；行有穷，而知无穷也，且行之不能及知，又无可如何之势也。……僻儒所患能知而不能行者，非真知也，真知则无不能行矣。”（《仁学》）孙中山在承认“能实行便能知”的基础上提出“行易知难”说，包含了知来源于行的观点，并且在“行”的概念中包括了自然科学实验。 知行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知”指认识、知识、道德意识等；“行”指行动、行为、实行等。在中国古代，知行问题不仅涉及认识论，而且涉及伦理道德和统治术。《左传·昭公十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书·说命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都强调了认识的实行，认为实行比知晓道理更困难、更重要。先秦儒家承认天赋的道德意识，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认为有天赋的、不必行的知。孟子发挥孔子思想，提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把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都看作是人心中先天固有的。道家则认为真知应为神秘直觉，提倡“涤除玄览”、虚极、静笃的“不行而知”（《老子·四十七章》）。但在老子那里，“不行而知”又有“我无为而民自化”（《老子·五十七章》）的意思，也是一种统治术。庄子发挥老子思想，认为只有在“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庄子·大宗师》）的状态中，才能达到真知。后期墨家和荀子等强调“知”来源于感觉经验。《墨子·经说上》：“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荀子·正名》：“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荀子还说：“知之不若行之……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荀子·儒效》），强调实行的重要。韩非则从统治术的角度发挥了老子的“不行而知”说，《韩非子·主道》：“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宋以后，知行问题受到更多的注意。北宋程颐认为知先行后，知难行亦难，提出：“以知为本。”（《遗书》卷十五）“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遗书》卷十八）南宋朱熹提倡知行相须，不可偏废，认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朱子语类》卷十四）但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这是离行而知的先验论。明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下）。王廷相则批判程、朱、王守仁等人的说法，指出：“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与薛君采》）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礼记章句》卷三十一）强调：“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尚书引义·说命中二》）至近代，知行问题的讨论有了新的发展。谭嗣同说：“吾贵知，不贵行也。知者，灵魂之事也；行者，体魄之事也。”“真知则无不能行矣。”（《仁学》）强调了“知”。章炳麟则认为：“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强调了“行”。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认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是人类发展的三个时期，强调“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孙文学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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