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 27—97?

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王充出身细族孤门，幼年丧父，乡里称孝。后至京师，在太学受业，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群书而不墨守章句。家境贫寒，无钱买书，常游书肆，阅所卖之书，一见之后，便能诵记，遂能博通百家之言。后归故乡，家居教授生徒，出仕任郡中功曹，以多次谏争不合郡守旨意，辞职而去。州刺史董勤辟王充为从事，转治中，后辞职还家。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荐举王充才学无双，章帝特诏公车征辟，因病不行。年近七十岁时，还写下《养性书》十六篇，惜已散佚。永元中，病卒于家。其所著《论衡》八十五篇(其中的《招致篇》有目无篇，实存八十四篇)，是一部极富于怀疑批判精神的杰作，以其三十年心血写成，王充自称其思想违背儒家之说，符合黄老之意，以道家自然之说立论，对自然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否定了董仲舒以来把天说成有为有意志的人格神，认为天有意识地创造自然万物的理论。从无神论出发，王充区别天道和人事，批判了汉代统治者宣传的“君权神授”和谶纬、符瑞、灾异、祭祀、卜筮、禁忌，鬼神等迷信思想，他认为帝王也是人生的，不是天神的后代。所谓符瑞，都是“和气”产生的“常有之物”，并非天神的有意安排。帝王的主观感情不能影响天地的变化，自然灾异不是天神有意用以谴告帝王的。他还否认灵魂不灭，人死为鬼。认为自然万物皆由物质性的“气”构成，而人死之后，则血脉枯竭，精气灭绝，形体腐朽变为灰土，不会成为鬼。在认识论上，王充重视感觉经验，认为人要获得知识，须依靠耳闻目见，“生而知之”和“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事是没有的。同时，王充也重视理性思维，主张独自地思考和分析问题。认为为了探求知识，质问和驳斥孔子，也不“伤于义”“逆于理”。王充的这些观点打击了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尊孔观念。其著述在汉末思解放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常识	王充
释义	王充（27—约97）东汉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字仲任。出身“细族孤门”。年青时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勤奋好学，博通九流百家之言。历任郡功曹、州治中等。因与权贵不合，几次辞职。生活穷困，一生潦倒。勤于著述，著作宏富。称“元气”为天地万物之物质基础，“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人也是禀受天地元气而成，“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论衡·道虚》）。反对天人感应论，批判祥瑞、谴告说和谶纬迷信。依据“烛火喻形神”的观点，抨击有鬼论，指出：“人之死犹火之灭也”，“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论衡·论死》）反对“生知”，主张“学知”，既强调“须任耳目以定情实”（《论衡·实知》），又重视“心意”，即思维的作用，并主张以“效验”作为检验知识可靠性之标准。反对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之风气，提出“汉高于周”之历史进化思想。然又认为国家之治乱安危，个人之贵贱寿夭均受“期”、“时”、“数”等必然因素的支配。“人之死生，在于命之寿夭，不在行之善恶；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政之得失”（《论衡·异虚》），“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论衡·治期》），具有命定论的思想。其著作在《后汉书》本传仅提到《论衡》和《养性书》。《论衡·自纪》则说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四部。流传至今者有《论衡》八十四篇。王充（27—约97）东汉哲学家，无神论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一生经历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四朝。其先世居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出身“细门孤族”，祖父辈曾以“贾贩为事”。早年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因仕进无途，回乡“屏居教授”，中年曾任县及都尉府的掾、功曹，后入州为从事，转治中，皆为“吏属”性的小官。晚年辞职家居，以教书为业，并从事著述。先后写成《讥俗》、《养性》、《政务》和《论衡》。其治学强调“通明博见”，使《论衡》“乍出乍入，或儒或墨”（见《抱朴子·喻蔽》），被《四库全书》列为“杂家”。哲学上主张元气自然论，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始基，“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论衡·谈天》）。万物由天地“动行”。“施气”而自然产生，“天之行也，施气自然也；施气则物自生，非故施气以生物也”（《说日》）。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自然》）。还认为“天无上”，“地无下”，“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道虚》），初步接触到世界的无限性问题。将天还原为自然物体，“夫天，体也，与地无异”（《变虚》）。认为天不具有精神作用，“天之自然”，“无口目也”（《自然》）。对当时盛行的“灾异谴告”、“天降祥瑞”等“天人感应”说和神仙迷信进行抨击，“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谴告》）。“阴阳之气以人为主，不说于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明雩》）。“夫瑞应，犹灾变也……灾变无种，瑞应亦无类也”（《讲瑞》）。认为世上天象与人事的应合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外若相应，其实偶然”（《寒温》），或者是一种以已知的运行变化规律，将人事的因素附会上去，如“地固且动，太卜言已能动之；星固将自徙，子韦言君能徙之”（《变虚》），并以自然科学知识解释自然现象。在生死问题上，认为“人未死，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论死》）。指出“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死”（《道虚》）。故“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不能复燃，以况之死人不能复为鬼明矣”（同上）。批判世俗鬼神迷信，禁忌和祸福报应观念，并由此反对儒家的厚葬和墨家的右鬼，认为儒家厚葬为害甚烈，“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杀人以殉葬，以快生意”，“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薄葬》）。“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其薄葬而又右鬼”，“术用乖错，首尾相违，故以为非”（同上）。在形神观与认识论上，认为“人之所以聪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气也”。“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同上）强调精神对形体的依存关系，为后来范缜的神灭论奠定了基础。重视感官作用，主张“须任耳目定情实”（《实知》），并认为“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同上），反对当时流行的“神而先知”、“生而知之”的谬论。强调“效验”，指出“考察前后，效验自烈。自烈，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语增》）。还注意运用思维从因果关系上进行推理，指出“不徒耳目，必开心意”，“按兆察迹，推原事类”，“揆端推类，原始见终”（《知实》）。但又以为有千岁万世不变的知识，以及“问之学之不能晓也”的“不可知之事”（同上）。反对当时神学经学，认为“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趣述故，滑习辞语”，使“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正说》）。在历史观上，赞成“仓廪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的说法，看到社会治乱与经济生活的关系。反对崇古非今，看到上世“饮血茹毛”，下世“饮井食粟”；上世“岩居穴处”，下世“易以宫室”的历史进步。但又认为上世与下世之民“俱禀元气，元气纯和，古今不异”（《齐世》）；故“上世治者”和“下世治者”皆为圣人，“前后不殊”，“古今不并”。陷入历史循环论。反对关于圣帝贤君的神化崇拜观念，认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圣贤同样禀受人气，将圣贤神化，是“失实离本”（《艺增》）。但又认为“世上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昌衰兴废，皆天时也”（《治期》）。有命定论和机械观的倾向，及宣扬瑞应说和主张妖祥说的表现，使其无神论的观点，不能贯穿全部。在“性”、“命”观点上，认为：“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命义》），“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率性》）。主张人性有善恶，“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但强调人性可以改变，“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率性》）。在美学上，认为艺术应该真实和有用，提出“真美”，反对虚妄言。主张“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指称”（《超奇》）。强调文章要为“世用”，“立真伪之平”（《对作》），达到“劝善惩恶”的道德教化作用。并主张作家的个性发挥，反对抄袭模拟古人，认为“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主张“名以所禀，自为佳好”（《自纪》）。还提倡通俗易晓的语言，反对古奥奇涩的文风，力求用“明言”、“露文”去“悟俗人”。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被视为异端，但广为流传，对以后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著作今存《论衡》。通行的《论衡》校注本有刘盼遂的《论衡集解》和黄晖的《论衡校释》。王充（27—约97）东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寒门，少孤。后至洛阳，游太学，曾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为人不慕富贵。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后罢官家居，从事著述。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汉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后卒于家。他批判“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世界由“气”组成，自然界的“灾异”是“气”变化的结果，与人事无关。论文强调内容，注重文章的实用价值，力主“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批判贵古贱今的文学观，注重独创精神，提倡语言浅显通俗，力求书面语与口语统一。清刘熙载评：“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艺概·文概》）著作今存《论衡》。生平事迹见《论衡·自纪》、《后汉书》卷四九。王充 27—97? 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王充出身细族孤门，幼年丧父，乡里称孝。后至京师，在太学受业，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群书而不墨守章句。家境贫寒，无钱买书，常游书肆，阅所卖之书，一见之后，便能诵记，遂能博通百家之言。后归故乡，家居教授生徒，出仕任郡中功曹，以多次谏争不合郡守旨意，辞职而去。州刺史董勤辟王充为从事，转治中，后辞职还家。同郡友人谢夷吾，上书荐举王充才学无双，章帝特诏公车征辟，因病不行。年近七十岁时，还写下《养性书》十六篇，惜已散佚。永元中，病卒于家。其所著《论衡》八十五篇(其中的《招致篇》有目无篇，实存八十四篇)，是一部极富于怀疑批判精神的杰作，以其三十年心血写成，王充自称其思想违背儒家之说，符合黄老之意，以道家自然之说立论，对自然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否定了董仲舒以来把天说成有为有意志的人格神，认为天有意识地创造自然万物的理论。从无神论出发，王充区别天道和人事，批判了汉代统治者宣传的“君权神授”和谶纬、符瑞、灾异、祭祀、卜筮、禁忌，鬼神等迷信思想，他认为帝王也是人生的，不是天神的后代。所谓符瑞，都是“和气”产生的“常有之物”，并非天神的有意安排。帝王的主观感情不能影响天地的变化，自然灾异不是天神有意用以谴告帝王的。他还否认灵魂不灭，人死为鬼。认为自然万物皆由物质性的“气”构成，而人死之后，则血脉枯竭，精气灭绝，形体腐朽变为灰土，不会成为鬼。在认识论上，王充重视感觉经验，认为人要获得知识，须依靠耳闻目见，“生而知之”和“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事是没有的。同时，王充也重视理性思维，主张独自地思考和分析问题。认为为了探求知识，质问和驳斥孔子，也不“伤于义”“逆于理”。王充的这些观点打击了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尊孔观念。其著述在汉末思解放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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