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文史通义 |
| 释义 | 《文史通义》清章学诚著。始撰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历三十余年至作者逝世时尚未最后完稿。全书分内、外篇，共八卷。内篇五卷，阐发经史文义，对古今学术渊源条分别类，着重阐述“六经皆史”的史论观点。外篇三卷，论述纂修方志条例，强调方志的史学性质，阐明方志纂修的内容及体例。该书继承司马迁、郑樵等“通古今之变”的通史家风，提倡修通史，认为修通史有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六便，具剪裁、立家法二长。把历代史籍分为“撰述”（又称“著述”、“著作”）、“记注”（又称“比类”、“纂辑”）两大类，并借用《周易》“圆神”、“方智”来概括这两大类的特征：“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书教下》）重视“史义”（“史意”），“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言公上》）。重视对史家素质的论述，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述者之心术也。”认为不辨心术则无以论史德，不明史德则无以论史识，提出了史识-史德-心术这样一个新的史学批评模式。论学以“考索”与“义理”并重，既反对无目的的考索，也反对空谈义理。强调史学批评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浙东学术》）该书所阐发的史学批评理论代表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理论的最高水平，一些论者将此书誉为中国古代“唯一的历史哲学专著”（余英时：《章实斋与柯灵乌的历史思想》）。版本颇多，初刊本为道光十二年（1832）作者之子章华绂整理编印的大梁（开封）本，后有《粤雅堂丛书》本；今有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刊行。 文史通义文史论著作。清章学诚著。八卷。其中《诗教》、《古文十弊》等篇章较多地涉及文学理论问题。论文以“文德说”为最著。文德，实际指作者和批评者的态度，作者尚“敬”，批评者崇“恕”，两者均本于中庸。又提出“文理说”，要求文章“言之有物”，而“有物”的关键是“中有所见”，包含博览和阅历两个方面。还主张“文贵发明，亦期用世”，强调文质统一，对拟古和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对桐城派古文，则专列一章予以批评。有《章氏遗书》本和中华书局叶瑛校点本（1985年版）。 文史通义书名。清章学诚撰。作者从三十五岁始撰，历三十余年至逝世时尚未完稿，如《圆通》、《春秋》等篇，未能写成。逝世前将全部文稿委萧山王宗炎代为校定，今流传之《章氏遗书》即刘承干依王氏编目补订刊行。其中《文史通义》分内篇六卷、外篇三卷，是为《章氏遗书》本。道光十二年（1832），学诚次子华绂在开封另行编印《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此即广为流传之“大梁本”。两种版本，内篇除排列次序及分卷不同外，前者多出七篇，大体无多殊异。惟外篇差异较大，前者为“驳议序跋书说”，后者为方志之文。1956年古籍出版社曾据《章氏遗书》本排印，“大梁本”未收入。是书虽文史并论，而侧重于史。书中着重阐明“六经皆史”之旨；提出史家必有“史德”，论文必有“文德”；探讨史体发展及长短得失，学术演变及源流；评论当时学风流弊、世教民俗，提倡学术经世，反对专务考索和空谈义理；论述文学流变及文章得失，反对追求形式；主张著作要有“别识心裁”，成一家之言；创立一套修志义例和理论。为论述史学和方志学的重要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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