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汲冢竹书 

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的战国魏襄王(一说魏安釐王)墓被盗掘，墓中出土了被扰乱的竹简古籍数十车。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组织秘书监的学者共同进行整理，排定竹书的前后次序，分门别类，鉴别出共有十五部书，分为七十五篇。又用当时通行的文字全部抄录，列为“中经”，收藏在秘书监中。对于竹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荀勖、和峤与秘书丞卫恒、佐著作郎束皙以及王接、王庭坚等一批学者进行了考释、争论，使竹书的抄录稿写定后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刘知几《史通·申左》)这批竹书学术价值很高，尤其是其中的《纪年》，记夏商周三代王事，西周灭亡后专记晋事，三家分晋后专记魏国事。所述事件颇多与传统说法相左之处，有助于考订传统经籍中的正与误。杜预注《左传》，郭璞注《穆天子传》，郦道元注《水经》，都参考过此书。三国蜀人谯周认为《史记》所载周、秦以上事多谬误，乃依据儒家经籍撰《古史考》二十五篇，“以纠(司马)迁之谬误”(《晋书·司马彪传》)。但汲冢竹书出土后，史家司马彪据以考订《古史考》，发现其书中不当之处多达一百二十二处。由此亦可见经整理的竹书在古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