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战国策派 |
| 释义 | 战国策派政治、哲学、文学派别。主要成员有陈铨、林同济、雷海宗、何永佶等。1940年形成于昆明。以“权力意志论”、“超人哲学”和“历史形态学”为理论基础，宣扬“战国重演论”的政治思想，文艺上打着民族主义旗号，鼓吹“自我”为中心，强调“心灵”表现，主张以恐怖、狂欢和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陈铨的剧作《野玫瑰》为其代表作。其理论主张和创作带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的印记和影响，曾受到进步文化界的批判。除编辑出版《战国策》半月刊外，还曾在重庆《大公报》上编有副刊《战国》。 战国策派20世纪40年代形成的思想派别。1940—1941年间，林同济、陈铨、雷海宗、何永佶等在昆明创办《战国策》杂志，后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创办《战国》副刊，由此被称作“战国策派”。《战国策》第2期的《本刊启事》阐明办刊主旨：“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 politics）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训服，‘力’之运动。本刊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宗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学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认为当时的世界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大战国时期”，而在大一统帝国下的中国文化已是“懒散”没有活力，因此，必须以“战国时代的重演”的立场自审民族性格，重建中国文化（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强调必须吸取“列国酵素”以“救大一统文化之穷”（林同济《文化形态史观·卷头语》），将大一统型文化重建为活力四射的战国型文化。为此雷海宗认为当务之急要“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林同济把古代士大夫分为“大夫士”和“士大夫”两种类型，认为前者是“刚道的人格型”，后者是“柔道的人格型”，由前者来更改后者，是一种“动力的换质”，是“中国目前文化再造中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战国策派”向往曾促使德国文化复兴的“狂飙运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之相比，犯了“三个错误”，即“把战国时代认为春秋时代”，“把集体主义时代，认为个人主义时代”，“误认非理智时代为理智主义时代”，因而需要“新的觉悟、新的人生观，新的办法”（陈铨：《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由此借用叔本华、尼采意志哲学，将其权力意志、英雄崇拜视为健全国民性格的药方。认为“最可贵的真理”是：“有物质无意志，根本无力；有意志无物质，还有办法。”“理智可贵，意志可贵又可敬”（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意志是宇宙人生的泉源，是推动一切的力量”（陈铨《叔本华的贡献》），“甚至人类本身的许多器官，也是意志的表现”，“人类意志才是历史演进的中心”（陈铨《论英雄崇拜》）。又把人类的意志说成是“权力意志”，“真正合乎自然的道德，就是权力意志的伸张，强者行动，弱者服从”（陈铨《尼采的道德观念》）。少数英雄才“是人类意志的中心”（陈铨《论英雄崇拜》）。英雄和天才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客观规律的制约。“规律不能束缚天才，天才可以随时创造规律”（陈铨《文学批评新动向》）。“战国策派”提倡“民族文学”运动，强调“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陈铨《民族运动与文学运动》）。“战国策派”没有揭露希特勒利用尼采哲学的法西斯主义本质，并在《战国策》杂志上刊登过希特勒的语录，激起了思想学术界对其的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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