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中国近现代佛学 |
| 释义 | 中国近现代佛学佛教在宋明以后渐趋衰落，少有僧人撰写的著作问世，佛学理论不再受到重视。中国近代哲学的重要方面是佛学一定程度的复兴。（1）清末已散失殆尽的佛学典籍得到重新整理流传，是近代佛学复兴之基础和重要标志。1866年杨文会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广搜亡佚经典，刻印流通。受其影响，北京、长沙、重庆、广州等地陆续成立刻经处或佛经流通处。此外还有不少专门的佛学出版机构，编辑、刻印、流通佛典和研究佛学的论著，最具规模的是1929年成立的上海佛学书局。大藏经的刻印事业也在近代兴起，如1909年出版了第一部铅印的大藏经（频伽藏）。（2）佛学院的创办。自湖南僧学堂1903年创办于长沙后，随之而起的各种佛学院分布全国各地，较为著名的有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中华佛学院等。（3）很多近代哲学家都从佛学中吸取思想资源。龚自珍以为“域外之言”即佛教不讲天命，比讲天命的“域中之言”即儒学要高明，用佛教的缘起说来解释人事要胜过儒家的天命论，因而以佛教的“心力”来强调自我的精神力量。康有为以佛教的“四谛”说作为论证避苦求乐的大同世界的重要根据。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都赞扬佛教“无我”、“无畏”的精神，试图以此增进国民道德，实现社会变革；他们用佛教“慈悲”、“平等”、“唯心”等教义来阐述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五四”以后，近代哲学家更多是从理论思辨的角度，把佛学作为建构自己理论的重要借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用唯识学的 “恒转”、“见分”、“相分”等概念来阐释其宇宙为无尽之意欲的流转；用唯识学的“现量”、“比量”、“非量”等概念来论证直觉主义认识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从批判唯识学入手，发挥了《易》与佛学的辩证法思想，使之与西方生命哲学相沟通，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4）佛学在近代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比较突出的有梁启超对佛学的心理学分析、胡適的禅宗史研究、冯友兰将佛学纳入中国哲学史予以考察。同时出现了不少佛教史的专著，著名的有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李翌灼的《西藏佛教史》、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由于中国近代哲学关注逻辑学，因此在学术研究上注意挖掘因明学，并将其与墨辨、西方逻辑学比较，除了佛教界吕澂、太虚的因明研究之外，梁启超、章太炎、熊十力、陈望道、虞愚等都有相关的学术成果问世。近代出现了佛学研究的工具书，如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还出现了很多研究佛学的刊物。（5）就佛学宗派而言，主要复兴的是唯识宗，其主要代表人物欧阳竟无、吕澂、太虚等在佛学以及唯识学上有重要的理论建树。欧阳竟无提出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法相、唯识非一”等具有较大影响的观点；吕澂追随欧阳竟无，其“佛法不离世间”、“性寂”与“性觉”之区分、唯识古学和唯识今学在学说渊源上的分歧、印度佛教并无法性宗和法相宗之分、“佛性”与“种姓”含义相通、对玄奘传译唯识学的评价、因明为佛教逻辑等观点，以及利用梵、藏、巴利等多种文字对勘汉译经纶的研究方法，是对佛学理论和佛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太虚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倡导人间佛教，论证法相和唯识为一种学而与欧阳竟无的观点相对，均产生了深远的理论影响。欧阳竟无及弟子和太虚及弟子成为近代唯识学的两大思潮，推动了近代佛学的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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