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中国原始思维 |
| 释义 | 中国原始思维指我国原始社会的原始人群的思维或认识活动。在阶段上它位于史前即有文字记载以前时期，更具体地说就是指处于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内的整个石器时代先民的思维。我国大量的旧、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与少数民族地区原始文化遗存的调查、考证，都为原始思维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思维的发生可以追溯至人类之前，在一些较高等的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身上思维已经有所萌芽，人类最初的思维也即原始思维的萌芽可以看做是上述萌芽的延续。思维的发生与脑的进化密切相关。对比南方古猿、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进化过程。据研究，南方古猿的脑量平均为502毫升，北京人的脑量平均约为1 088毫升，山顶洞人即智人的脑量为1 300—1 500毫升，与现代人基本一致。脑的变化与原始人的实践和观察活动紧密相关，一些学者指出其中反复而稳定的反馈非常重要。而实践和观察活动对于思维的意义已经可以得到现代神经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发生认识论的有效证明。原始人最初的实践和观察活动是在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狩猎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其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制作各种工具，尤其是打制石器。据推测，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大致应当开始于两三百万年前。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的早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了石制品、烧骨以及带切痕的鹿角和动物化石，据古地磁断定，其年代距今180万年。1965年，考古工作者又在云南元谋上那蚌村附近发现了石制品以及炭屑和动物化石，据古地磁断定，其年代距今170万年。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约在1万年前结束。上限可推至距今1万年左右的阴山岩画在一定程度上能为我们提供当时采集与狩猎活动的某些消息。从早期岩画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各种动物，包括大角鹿、鸵鸟、北山羊、野马、野驴、羚羊、马鹿、驯鹿、野牛等。通过原始人对于各种动植物的描绘，我们可以看出他们观察事物的一些方法和态度，如普遍具有写实、具象与象征、抽象结合的风格。在文献记载方面，《山海经》所记载的相当部分内容有可能是远古先民采集知识的直接遗存，它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与传说被保留下来。《山海经》已有一定的分辨与分类思维的运用，这一思维在近现代人类学研究中也已得到印证。旧石器时代之后是新石器时代，它位于原始社会的末期。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约开始于1万年前，结束于距今5 000年前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先民的思维有了质的飞跃。这一时期，各种经验类知识获得极大的发展，其中包括石器、陶器、纺纱、建筑等制作技术以及农耕、畜牧、医疗技术与知识，另外，物候、天文、历法等观察类知识也因为农耕活动的需要逐渐发展起来。各种石器工具的出现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相应工具原理的认识，也体现了经验思维的积累及其精细化。例如有柄类工具的使用表明原始先民对杠杆原理与动量原理等已有经验的把握，而斧、锛、楔子等尖劈类工具的分工则反映了思维的细化程度。陶窑式样由卧穴式向竖穴式的发展也反映了经验的积累和发展，而蛋壳陶的出现则是思维精细化的生动体现。对物候和天象的观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农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1972年至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大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绘有纹饰的彩陶片，先后两次碳14年代测定显示，它们大约距今有5 000年左右的历史。这些彩陶片上的纹饰有相当一部分与天象观察相关，其中有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等，甚至有对日晕的真实记录。此外，原始农学、生物学以及医疗知识也都促进了经验、观察与直观、直觉思维的发展。又契刻符号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已经出现，其对文字的产生与思维的发展也产生深刻影响。在原始社会，观察活动对于思维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新石器时代的观察活动一方面有可能导致分辨、分类思维的深入。这一思维成果不仅有可能被保存在《山海经》这一典籍中，也有可能被保存在《尔雅》这一典籍中。如同《山海经》一样，《尔雅》也有可能是经无数代积累和遗传而致，其中保存了大量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栽培、驯化以及分辨、分类知识，包括《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同时，这样一种分辨与分类也有可能积极促成语词的发展。新石器时代观察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思维开始显现出由定性向定量发展的迹象。1963年，英国天文学家发现位于索尔兹伯里的巨石阵实际上是一座新石器时代根据太阳方位以定季节的天文台，中国考古工作者受此启发也在山东莒县发现了类似的观测方式。1987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一座仰韶时期墓葬（45号墓），有学者认为该墓穴实际尺寸反映出分至日昼夜关系非常合理。所有这些都表明定量思维可能已经开始。此外，一些具有中国特点的思维形式也可能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例如对“象”的关注。这种“象”的意识有可能产生于采集、狩猎、陶器、天象观察等不同活动中，例如《夏小正》中的物候观“象”方法，其完全可能有更为久远的历史。上述知识与思维的发展也进一步导致相应观念的发展。中国原始先民从很早起就已经有了二分对立的观念，在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都有二分对称、对立的图纹，其应当是二分对立观念萌芽的标志，是二分观念发展历程的最早形式。中国原始先民也从很早起就有了与后来五行观念相关的四方、五方观念，新石器时代广泛出现的各种文化中的十字纹、米字纹即是重要证据，其对后来五行观念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天人关系观念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萌芽，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反映的是农耕文化中的天人关系观念，内蒙古阴山岩画反映的是畜牧文化中的天人关系观念。与此同时，宜地、宜时这样一些观念也可能在原始社会就已经产生，现代民族学研究对此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明，20世纪50年代一些仍处于原始社会的少数民族如怒族、独龙族均有类似的观念。甚至在早期的天象观察、观测中也可能已经有了天道即自然法则和规律观念的萌芽。这些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思维的结晶。原始思维有若干重要特征，中国原始思维也不例外。原始思维有很强的功利性，这与原始知识和宗教的功利性密切相关，这种功利性在中国早期巫术与占卜活动中有明显的体现。原始思维一方面表现出很强的具体性特征，中国早期的各种经验知识都体现了这种具体性，同样，从分辨到分类再到语词的发展也都体现了这种具体性，而这也与现代人类学研究的结论相一致。另一方面原始思维也表现出强烈的整体性特征，包括早期阴阳观念的萌芽、五行观念的萌芽以及天人关系观念的萌芽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种特征。原始思维还有强烈的互渗特征，即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存在着关系。应当说，这样一种思维特征在中国原始思维中也是有所体现的，例如原始宗教活动中的通神方式，这反映在阴山岩画中，也反映在良渚文化等的祭祀仪式中，后来《国语·楚语下》中所记载的“绝地天通”也是反映的这样一种观念与思维特征。此外，象征、比类也是原始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象征、比类特征体现在彩陶纹饰上，体现在形容事物的方式上，在一定意义上，它也体现在原始占卜观看兆象的活动中，这一活动与后来商周时期的占卜活动有着内在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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