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帝王之学 |
| 释义 | 帝王之学清李光地的政治思想。李光地晚年工于揣摩帝王好尚，一意崇奖朱熹理学，俨若一时朱学领袖。主张“道与治”合一，说：“若夫究性命之原，研精微之归，究《六经》之指，周当世之务，则岂特儒者所宜用心，帝王之学，何以加兹？盖高宗所谓恭默以思者，性命之原，精微之归也；其所谓学而有获者，经训之旨也；其所谓监而罔愆者，当世之务也。”“又观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道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岂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榕村全集》卷十）将治统与道统相结合，对康熙皇帝思想的形成及文化政策的抉择起了很大作用，深得康熙宠信，成为名副其实的御用学者。极力推崇朱子之学，主张“谈经讲学，一以朱为宗”（《清儒学案》卷四十《安溪学案上》），使朱熹的理学发挥了“帝王之学”的作用。遵旨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颁布全国，用朱熹的理学统一全国思想，并作为科举的标准答案。把朱熹理学同皇权主义相结合，对专制主义作论证，主张“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榕村全集》卷二），“为学与治道为一，帝王之学与儒生之学为一”（《榕村全集》卷十），使“帝王之学”成为中国后期帝制社会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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