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东西文化论战 |
| 释义 | 东西文化论战现代关于如何认识和处理东西文化关系的争论。始于近代，“五四”前后争论得尤为激烈。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认为中西之不同，非轮船、火车、飞机、声、光、化、电不如西方，实中西思想有根本之差异，中国固有之思想已不适宜于今日之社会。李大钊作《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提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观点，并探讨了东西文明不同的原因；主张“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作为“第三新文明”崛起的“俄罗斯文明或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五四”以后，以胡適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强调首先必须以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为主。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適《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適认为西洋文明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进取”、“征服自然”、“利用厚生”、“承认物质享受”；而东方文明的特色是“知足”、“保守”、“乐天安命”、“无知”、“安贫守己”等；因而西洋近代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则颂扬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主张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认为东西文化的不同是由于“人生路向”的不同，“西方文化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了‘赛因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中国文化以意欲自我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同上）。主张对西洋文化要“根本改造”，中国文化“要重新拿来”，并说：“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同上）在论战中，直接与陈独秀打笔墨官司的杜亚泉，明确主张东西文化的调和论，认为东西文化是“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并首先以“静”与“动”来揭示其差异，强调两者利弊互见，相辅相成，适可调剂补足（《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20世纪30年代，有一些人（如陈序经）继续主张“全盘西化”论，而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自“五四”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复古尊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观点，对东西文化论战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回答，并对如何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论联合政府》）。东西文化论战提出的如何融合中西文化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问题，对整个20世纪的文化建设有重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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