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东方精神文明 |
| 释义 | 东方精神文明“五四”时期学者用语。指以儒家正统的思想观念及其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物质文明”相对。20世纪20年代，由张君劢、梁漱溟、梁启超等提倡。认为“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的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是物质文明”（张君劢《人生观》）。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标帜，承认自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东方显然被压倒而落后了，但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则意味着西方科学的破产和物质文明的危机，进而声称：“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又强调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屡试无效，愈弄愈糟”，根本原因“总皆一反吾民族王道仁义之风，而趋于西洋霸道功利之途”（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启超认为孔孟开创的人生哲学“真是世界唯一无二的法宝”，不仅使我们“终身受用不尽，并可以救他们西洋人物质生活的疲敝”（《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主张以“孔家的路”作为民族自救以至拯救西方物质文明的根本出路。当时《东方》杂志是宣传东方精神文明的主要阵地。杜亚泉在这一杂志上撰文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两者是“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认为对抗调和之理是宇宙社会的普遍法则，对待东西文明亦当如此。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调和论与旧道德》等，认为东西文明是“近世文明”与“古代文明”的差别，两者“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指斥“物质的科学的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这种“新旧调和论”是“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亦主张“东西文明之调和”，以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中国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而俄罗斯文明“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以促使“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挽救东西文明之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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