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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 司马迁
释义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字子长。少年时随父司马谈读书,并从董仲舒受学《春秋》,向孔安国问疑《尚书》。二十岁出游,历经长江、湘江、沅江、淮水、泗水、黄河等流域(今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沿途考察名胜古迹,访问历史遗事,调查社会风俗。后为郎中,曾随汉武帝出巡西北诸郡县(今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内蒙古等省区)。元鼎六年(前111),奉命出使西南(今四川、云南)。元封元年(前110),父死,遗嘱继志著史。三年,任太史令,阅读皇室所藏典籍,开始搜集史料。太初元年(前104),倡议并主持改革历法工作,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典星射姓、治历邓平、方士唐都、落下闳等数十人,共同制订了以正月为岁首的新历,名为“太初历”。此后即着手著史。天汉三年(前98),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得罪入狱,受腐刑。太始元年(前96)出狱,任中书令。受刑之后,忍辱发愤,艰苦撰述。根据《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史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官府所藏的典籍档案,以及亲身考察访问得来的资料,终于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体例为以后著史者所遵循。卒后,《史记》藏于家,至汉宣帝时,始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王莽时,求封其后裔为“史通子”。除《史记》外,其著作存于今者尚有《报任安书》、《素王妙论》、《悲士不遇赋》。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市南)人。司马谈之子。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前108),继父职为太史令,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方士唐都、落下闳等,改造《太初历》。后遭李陵之祸,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著《太史公书》,“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后称《史记》,为中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其书尊重史实,不虚美,不隐恶。推崇道家思想并综合各家之长,“乃合大道”。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是“混混冥冥”无形、无名的元气。反对天命论,认为项羽的失败,完全是自己造成的,“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史记·项羽本纪》)反对善恶祸福报应说,认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不可信,社会上恶人长富贵,善人不善终的现象相当普遍,“若伯夷叔齐者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史记·伯夷列传》)但对天命鬼神的否定并不彻底。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既承认古今历史的变化,提出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承敝易变”的历史变易观,又提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平准书》),未能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强调决定人类命运的是人类自身,决不是天和鬼神的力量,指出“国之将兴”是“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是“贤人隐,乱臣贵”。认为社会发展,是人们对“利”的追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并认为谋利是人的天性,“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同上)。还给求利致富者提供理论根据:“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同上)。对豪夺强取而发家致富者作了抨击:“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同上)。以社会经济生活来说明社会道德。继承荀子的礼义起源说,认为“礼”是先王为了避免由于人的欲求不得而引起争乱所制定的。还发挥《管子》的道德观点,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同上)。在肯定儒家道德观念的同时,也肯定了游侠“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以德报怨”等道德品质。在美学观上,形成以“发愤说”为核心的思想,认为历史上的成功大作,“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否定儒家伦理对内心情感的节制,认为喜怒是“情性之理”,表现出非中和的审美理想。强调文学“讽谏刺讥”的功能,并以此为审美原则。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十岁随父太史令司马谈至长安,诵读古文,受业于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南游江淮。后任郎中。元鼎六年(前111)奉汉武帝命出使巴蜀,以后又多次随驾出巡,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得以接触下层社会,考察风土人情。元封三年(前108),继父职任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阅读整理历史资料,作撰史准备。太初元年(前104),参加改革历法,制订《太初历》,着手写作《史记》。天汉二年(前99),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不问朝政,潜心写作,历五、六年,终于完成《史记》。对以“天道”说明人事表示怀疑,努力寻找历史事件发生和历史人物成败的社会根源。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取舍独具慧眼,并充满批判精神,与当时已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时相径庭。在“本纪”、“世家”、“列传”中,生动地刻画了上百个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包括帝王将相、平民倡优、文人学士、刺客游侠、成功和失败的英雄等等。人物形象与历史事实都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典型性。写作时倾入自己鲜明的爱憎态度和激情,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后人评其“为文疏宕,颇有奇气”(苏辙《上韩太尉书》),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开创纪传体史书形式及历史传记文学体裁,对后世史学和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史记》研究亦成为专门学科。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曾著录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中书令司马迁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二卷。今存《悲士不遇赋》、《报任安书》等。生平事迹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卷六二。

司马迁  前145—前87?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为汉太史令,学识广博,曾著《论六家之要指》,表现出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对司马迁影响很大。司马迁十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从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二十岁时开始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双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为其写作《史记》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司马谈因病未能随从,临终之际,将自己的理想与愿望——著述历史,遗留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职掌天时星历,管理皇家图籍,这期间他“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全力投入历史资料的阅读与整理,为《史记》的写作做准备。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制定《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开始写作《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因为李陵辨护而触怒武帝,被下蚕室受腐刑,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但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找到出路,决心“隐忍苟活”发愤著史。他遇赦出狱后曾为中书令。这以后,司马迁将其全部心血倾注于《史记》的写作,终于在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和润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划时代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伟大贡献。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载其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首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之情。《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修史的抱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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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23 11:5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