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 

刘知几(661—721)著，刘曾作过三十年的史官，对中国史书有深入研究，有编写历史的实践经验。他特别重视史书的鉴诫作用，认为“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篇》)他潜心编写的《史通》共二十卷四十九篇，其中有不少篇章显示了作者厚今薄古的批判精神，广泛评论了前代和唐代史书的得失，系统地阐发了封建史学思想。他主张写史要据实直书，记事应当直言不讳，反对歪曲事实的“曲笔”，“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看了害怕。他对儒家经典大胆地提出了怀疑和批判，尖锐的批评孔子的《春秋》“多为贤者讳”。刘知己认为论成败，应“以人事为主”，用天命论解释历史不能起到鉴诫作用。他主张用今语写史，不要用昔言。他认为史学家必须兼备三长：才、学、识，即技能、史料和观点。在三者之中，他最看重的是辨别善恶、是非、真伪的“史识”。刘知己的直笔写史，不迷信古人、古书的批判精神，这在当时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卓识，对唐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