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刘知幾 |
| 释义 | 刘知幾（661—721）唐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进士。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中宗时参与编修《则天皇后实录》。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被贬为安州都护府别驾。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屡任修史之责，深知官设史局的流弊。著史强调“直书”、“实录”，标目称谓要名实相符，“凡名以定体，为实之宾”（《史通·题目》）。强调收集史料应重视史实经验和识事详审，做到“征求异说，采摭群言”，“探赜索隐”、“明其真伪”。提倡“不掩恶，不属善”，“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反对主观臆造。认为史书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要做到“文而义丽，质而非野”，使读者“味其滋肯，怀其德音”（《史通·叙事》）。注重叙事要“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同上）。强调“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刘知幾传》）。尤重“史识”。批评董仲舒、刘向、刘歆、班固以阴阳五行和灾祥解释历史，批评他们“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诣”（《史通·书志五行》）。相信“天人相分”，天象与人事无关，主张以人事为主的历史观。指斥班固所撰《汉书·五行志》辑录的论点和用以说明的史事“矛盾自己，始末相违”。认为灾祥属自然现象，“吉凶递代，如盈缩循环。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史通·书志》）。反对司马迁《史记》中的“天命”论述，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杂说上篇》）。批评祥瑞符命迷信思想，认为“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袭，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愈劣而祥愈盛”（《史通·书事》）。但对鬼神迷信则没有直接否定，只认为它们是不可信的东西，“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孔子）不语；事鬼求福，墨生（墨子）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书事》）。在人事与形势的关系上，认为历史有古今变异，“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史家要知人论世。历史的“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写史的详略应决定于形势。具有“疑古”、“惑经”的批判精神，对被正统史学家捧之为儒家最高典范的尧舜以天下相让之事表示怀疑，认为：“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史通·疑古》）指出这是儒家美化了古史。并对孔子称赞周文王的话表示怀疑，认为“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指出《春秋》由于“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惑经》）。所著《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的专书，对历代史书及体例的评论尤详。 刘知幾（661—721）唐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进士。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被贬为安州都护府别驾。生平专治史学，兼修国史。所著《史通》包罗详赡，论述精辟。因持“文之将史，其流一焉”（《载文》）的观点，故许多史学观点可移以论文。如反对“无裨劝惩，有长奸诈”（《载文》）的著作和“虚加练饰，轻事雕彩”（《叙事》）的浮艳文风；重视文质相兼，要求叙事简约深刻，言近而旨远，词浅而意深，并运用当代语言以加强文章真实性，反对“貌同而心异”的复古模拟（《模拟》）等，对文学创作和批评都颇具启发性。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〇二、《新唐书》卷一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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