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的史地学 

鸦片战争以后的史地学有了新的变化，开始注意把史地研究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早在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时，主持编译了《四洲志》，介绍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之地理、历史、政情，这是当时中国第一部较有系统的综合性的世界史地志。战后，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又编成《海国图志》。他还著有《圣武记》，记叙清朝过去的“武功”，推求盛衰的原因和防御外国侵略的办法。继魏源之后，徐继畲编写了《瀛环志略》，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史地沿革、风土人情和社会变迁备加载述。《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刊出以后影响很大，为后人了解西方、学习的“先路之导”。对边疆史地的研究，有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姚莹的《康輶纪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著述。这些著作考察了蒙古、新疆、西藏及东北地区的史地情况，并探讨了中英、中俄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及其后的维新派为推动变法维新，都非常注意研究、介绍外国历史。七十年代，王韬先后辑撰了《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八十年代，黄遵宪撰《日本国志》。戊戌维新运动中，康有为编撰了《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突厥(土耳其)削弱记》、《波兰分灭记》、《法国革命记》等，意在让清朝统治者适应时代发展，吸取外国的经验，学习明治和彼得变法维新，挽救瓜分危机。

二十世纪初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对于外国历史也有不少翻译和介绍，比较全面的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此同时，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一致提出破旧史学，立新史学的主张。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史学论文，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不能说明社会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不能指出社会发展的趋势，认为新史书应该以“进化之理”来解释历史。革命派则更明确提出历史研究应为革命斗争服务。1904年，夏曾佑出版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称《中国古代史》)，稍后有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这些著作虽不能完全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它们为中国史学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和为后人研究史学另辟道路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此外，十九世纪末，在古代史的研究方面有两个具有极大价值的发现：一是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一是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古代经卷。它们都是研究古代史和古代文化史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