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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 问题与主义论战
释义

问题与主义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第一次论战,是社会革命论与社会改良主义的论战。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就引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于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论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主张对中国社会作一点一滴的改良。同年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阐明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揭露胡适的思想实质,指出:解决社会问题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在社会运动中,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但也要宣传理想、主义,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观点、理论和方法,要解决问题必须谈主义;中国社会问题必须先求根本解决,才有解决其他具体问题的希望;这个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同时,李大钊指出胡适等人的思想实质,就是防止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潮流。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马克思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的公开分裂。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这次论战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问题与主义论战“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论争。“五四”前夕,李大钊等提出以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遭到胡適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1919年6—7月间,胡適在其主持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出“主义”只是“抽象的名词”,不研究人力车夫生计之类的问题而高谈社会革命的“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论战遂起。当时《国民公报》编辑蓝公武(笔名“知非”)在该报发表《问题与主义》。论证了宣传主义的必要性,对胡文给宣传主义列举的三条“教训”,逐条予以批评。但未能论及胡適否认“根本解决”的关键。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以唯物史观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来论证宣传主义的重要。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还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反驳了胡適真理没有普遍意义的说法,并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还认为中国这个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强调“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而这种必然的经济变动又必须通过“阶级竞争”、依靠“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才能实现。之后,胡適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继续主张“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改造中国社会具有指导意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还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义》),试图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纯学术性的。随后李大钊又写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根源,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指出了“世界资本阶级压迫世界无产阶级”的现象,表示要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论战对当时整个文化思想领域有深刻的影响。当时许多社团(如“新民学会”、“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和“国民社”等)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争论,并因此发生了分化。在论战中,唯物史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根本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主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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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2 17:3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