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贵妃  ?—1630

明神宗贵妃，大兴(今北京西南)人。万历初入宫。万历十一年(1583)八月为德妃，第二年八月封贵妃，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五日，生皇子常洵，进封皇贵妃，益受专宠。时皇长子常洛，尚未立为太子，郑贵妃即向明神宗“乞怜”，欲封常洵为太子。朝臣议论纷纷，上书争言速立常洛。从此，发生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万历十六年(1588)，河南人吕坤任山西按察使，选历代列女事迹，刊刻《闺苑》一书。此书刻出后，流传渐广，不久传入宫中。神宗赐皇贵妃郑氏，郑氏嘱其侄郑承恩重刻之，改名《闺苑图说》。不久，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弹劾吕坤，称其进《闺苑图说》，结纳宫闱。吕坤上疏自辩。万历二十六年(1598)秋，又有人撰《闺苑图说》跋，题《忧危竑议》，未署作者名，盛传京师。此书称，吕坤的《闺苑图说》首载汉明德马后由宫人进位中宫，客观上适应郑贵妃的需要，郑氏重刻此书，实藉此为立己子的根据。此书行文托名“朱东吉”，意为东宫大吉。书名中有“忧危”字样，是因为吕坤不久前曾上奏疏，论述朝政，疏尾有“敬上忧危之疏”之言，故借其名以讽喻此事。郑贵妃兄郑国泰、侄郑承恩见到此书，十分恐惧。郑国泰等以给事中戴士衡曾弹劾吕坤，全椒(今属安徽)知县樊玉衡上疏指责皇贵妃，遂怀疑此事为他们俩共谋。神宗得到郑国泰等的揭发，怒不可遏，加之皇贵妃郑氏泣诉不已，即在夜半下旨，逮二人下诏狱。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续忧危竑议》复出。当时已立为皇太子朱常洛，朱常洵封为福王，书托“郑福成”为问答。郑福成，指郑之福王当成。书中大意是：明神宗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封皇长子为太子，乃迫不得已，他日必改封福王。神宗闻知，大怒，令锦衣卫查办此事。最终以“妖人”曒生光被杀糊涂了解此事。

郑贵妃子常洵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正式确定为福王，明制，亲王受封后，应居封地，而就藩后，不得入觐，郑贵妃因此不愿福王就藩。万历四十年(1612)夏，为福王建造的洛阳王府竣工，朝臣上疏，要求福王就藩。万历四十一年(1613)，锦衣卫百户王曰乾上疏，奏奸人孔学与皇贵妃郑氏宫人内侍姜严山诸人，请妖人诅咒皇太子，刊圣母(神宗生母李太后)、皇上木像。神宗见疏，愤怒不堪。大学士叶向高上疏，称：王曰乾、孔学均京师无赖，宜静候，勿为所动，动则滋扰；速使福王就藩，以息群言。福王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三月正式离京，五月抵封地洛阳藩邸。郑贵妃对此仇恨在心，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策划梃击一案。是年五月初四的下午，有一中年男子，手持枣木棍一根，闯入太子朱常洛所居慈庆宫的大门，击伤守门太监李鉴。继至前殿檐下，被太监韩本用等擒拿。第二天，朱常洛将此事报告神宗，神宗令法司审讯。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审讯后称，犯者名张差，有疯癫症。意在尽快平息此事。但中外臣僚怀疑郑贵妃谋害太子，张差事一出，举朝惊骇，纷纷上疏要求重新审理。神宗迫不得已，派刑部主事王之来重新审理此案。王之来发现张差并不疯癫，张差还告诉王之宩自己是受他人指使才这样做的。王之宩把这些情况报告了神宗，神宗又派三法司会审。张差供出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参与此事。事态的发展使郑贵妃渐被牵连在内，贵妃窘迫，乞哀皇太子。神宗又数慰太子，责廷臣离间他们父子关系，谕令磔张差、庞保、刘成，勿牵涉他人，此事才算终止。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死，遗诏封郑贵妃为皇后。礼部侍郎孙如游等力争，乃止。光宗泰昌元年(1620)，光宗朱常洛死，有言郑贵妃与李选侍同居乾清宫图谋垂帘听政，因群臣反对，未果。思宗崇祯三年(1630)郑贵妃卒，谥恭恪惠荣和靖宣贵妃。葬银钱山。

郑贵妃自神宗朝受宠后，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即皇帝位，不惜制造一系列事端。此外，大肆培植亲信，其父官至都督同知，兄、侄均历要职，又与朝臣勾结，攻讦异己，致使朝政愈加混乱，加速了明末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