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科学与玄学论战 |
| 释义 | 科学与玄学论战亦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人生观论战”。“五四”以后不久的一次辩论。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随着论点的展开形成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人生观》的讲演，他把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同中国宋明理学糅合在一起，认为人生观的特点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出于良心之自动”、“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所以“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梁启超认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但情感是生活的原动力，是绝对超科学的；“爱”和“美”是神圣不受约束的。“玄学派”否认因果联系，认为历史的发展由人生的冲动所决定，是少数政治家“自由意志”的产物，无因果可寻。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反对其主张。认为，“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不是科学的材料”。人生观要受论理学的公例、定义、方法的支配。丁文江等人从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出发，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必然性；认为物质是由思想构成的，是依靠人的感觉而存在的，离开人的心理而独立的客观实在及其规律是不可知的，只能“存而不论”。胡適、唐钺、王星拱、范寿康、吴稚晖等十数人亦发表文章参加论战。胡適以“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作为“科学的人生观”或“新人生观”。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指出，“科学派”与“玄学派”在看待社会科学这个问题上并无本质的不同，他们都是唯心主义，素来不相信，因此也不肯用唯物史观来解释社会历史的一切问题。其实，“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同年12月，瞿秋白发表《自由世界与自然世界》，指出双方争论的实质是社会现象是否有因果联系，是否有“意志自由”，是“自由”与“必然”的问题。并批判两派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虽有不同，但都具有客观规律。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由和必然关系的思想说明人生观的基本问题。认为：“社会现象确有因果律可寻，唯知此因果律之‘必然’，方能得应用此因果律之‘自由’。”人的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但“正因为他们在斗争过程里不断发现历史的‘必然因果’，所以能使人类运用‘自然律’及‘社会律’同登自由之域”。“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比较正确地阐明了因果律和自由意志的关系。论战还涉及到人生观的义利之辩、群己之辩等问题。论战提出的科学与人生的问题，在后来的中国哲学发展中得到了更深入的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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