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 | 现代新儒学 |
释义 | 现代新儒学亦称“现代新儒家”。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传统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从文化上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术思想流派。与“先秦原始儒家”和“宋明新儒家”相对。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比较了西方、印度、中国三大文化系统的不同路向,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精神生命和世界文明所当趋归的方向,开启了现代新儒学运动。接着,熊十力撰写了一系列专著,认为对西方文化的采用必须与中国价值的重建相辅相成。并主张以本体论研究为要务,先在思想上建立中国之“体”,再采补西方学术文化之“用”。后被其门生及追随者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30—40年代,开始出现各具特色的思想理论体系。贺麟糅合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和陆王心学,倡导“新心学”。又发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刊1941年《思想与时代》),提出“以儒家思想为本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具”的命题,首次阐述了“新儒学”概念。认为“民族复兴,从本质上说,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主张“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领略西洋之艺术以发挥儒家之诗教”。断言“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冯友兰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了“贞元六书”,自称是“接着”宋明理学讲“新统”。认为从孔孟到宋明之儒集大成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传统,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以此为“体”,会通西方哲学,并采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就可以实现程朱理学的“继往开来”,由此阐发了“新理学”体系。现代新儒学的真正发展并达到鼎盛是在50—60年代,主要倡导者为港台地区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第二代人物。他们一般都有较深的传统文化素养,又经西方近现代哲学思维的训练,致力于两者的比较和会通,理论上也有一定创见。他们与其他一些海外学者在1958年元旦发表了由唐君毅执笔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提出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立场。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生命存在与心灵价值》(唐君毅),《道德的理想主义》、《心体和性体》(牟宗三),《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等著作中,他们发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吸收西方思维的成果,肯定“科学与民主为中国文化发展之内在要求”,系统阐述了复返儒家心性学之“本”、开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之“新”的思想纲领,以“重建儒家的道德主体性哲学”来弘扬中国本位文化。他们常怀传统失落的“忧患”意识和“花果飘零”的心态,主张通过排斥马克思主义来求得全民族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进入80年代,港台地区和海外华裔中的刘述先、杜维明、成中英等,反思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所导致的精神空虚,批评了“现代化即西化”的单线式思维,进一步阐发了返“本”开“新”的思想主旨,提倡“对传统文化进行自觉的、群体的、又是批判的继承和创造”;强调要创见性地回应现代西方文化的挑战,以获得“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又对近代文化冲突的两大思潮——民主启蒙和民族意识的相互协调,作出种种设计,力求在民族特色的轨道上和模式内,推进东方式现代化进程,以此作为他们文化追求的理想目标。在90年代以后,他们的见解以及所提出的问题,受到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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