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风大畅 

玄学兴起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最初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他们主张“贵无”，用“守文”之说取代魏初以武力争霸时所用的“术兼名法”理论，以迎合当时士族阶层的需要。司马氏篡魏时，标榜名教，排斥异己，激起一批士人的抵触情绪。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一些名士，消极避世，放浪不羁，以示不与司马氏合作。他们汲取老庄思想，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大胆抨击儒家礼法，影射时政。这种飘逸洒脱、无拘无束的风度，为当时许多名士所推崇。随着司马氏统治的稳固，一些玄学家为适合当时门阀统治的需要，开始对玄学进行新的阐述。向秀、郭象先后作的《庄子注》，即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作。他们俩观点相近，均认为：“无”不能成万有本体，“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物之生也，莫不块然而自生”(《齐物论》注)，这种万物自生的观点虽带有无神论因素，但他们把万物自生孤立起来看待，认为彼此毫无联系，皆是“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大宗师》注)，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淖。他们强调万物皆自然，并把这一观点附会于社会，称：“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则治乱成败，遇与不遇，非人为也，皆自然也”(同上)，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人对此无可奈何，只要“各安其分，则大小俱足矣”(《秋水》注)。因此，现实的门阀等级制度也是合乎“自然”之理的，人人都应安分守已。这就把玄学为门阀世族统治服务的目的，表现得一览无余。《庄子注》问世后，当时读之者据说莫不超然心悟，自足于一时，于是玄谈之风大振，朝野人士无不热衷于此。此后直至东晋，玄学思想一直是思想界的统治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