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女真族采用的一种兵民结合、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本为单纯生产性的原始狩猎组织，按什伍进位编制，有伍长(击柝)、什长(执旗)、谋克(百夫长)、猛安(千户长)。后随军事部落联盟形成及其与外部关系的发展变化，逐渐演变为平时狩猎，有警征战的兵民结合组织形式。天庆三年(公元1113年)十二月阿骨打嗣位都勃极烈，次年命诸路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把领兵的千户长、百户长改革为受封地方领地、领户之长，遂又使猛安谋克兼有地域行政组织性质。旋因战事增多，又演变为常设军事组织。金初，女真诸部之民，壮者皆兵，平时从事生产，有警则自备杖糗集合出征。有勃堇(勃极烈)，为万户长；猛安，为千户长；谋克，为百夫长。皆自统兵、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扩大，自太祖收国二年(公元1116年)始，又一度把已降附的辽东汉人、渤海人、奚人等编为猛安谋克。自太宗始，又将大批女真猛安谋克户迁往汉地，授田以居，就近监视汉人。此后，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程度加深，猛安谋克贵族逐渐转变为封建地主，而一般猛安谋克户则变为金朝国家领属下的自耕农民，猛安谋克制遂日趋衰落，终至名存实亡。

金朝集军事、行政与生产为一体的制度。其源于女真族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组织。“猛安”为女真部落的统军首长，“谋克”为氏族长。随着对外战争的展开，金政权建立的前一年(1114)，都勃极烈阿骨打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其所谓“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金史》卷四十四《兵志》)。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朝时，改变了建国之初将契丹、渤海、奚等其它族的降兵收编入女真族猛安谋克部的方法。而仅取猛安谋克制的名义，将其各自编组成军，而由女真贵族控制的都统司统领。对燕云地区则仍行汉制。金政府经济上，对猛安谋克民户施行受田制，猛安谋克民户，即包括贵族和一般的女真族平民，则需向国家缴纳牛头税。皇统五年(1145)，熙宗对猛安谋克制度进行了改革。下令罢辽东汉人、渤海人的猛安谋克承袭之制，并规定此后汉人、渤海人不得为猛安谋克户，使其“兵柄归其内族”。同时，改变了将中原汉人向金内地大量迁移的办法，而将猛安谋克户大批地向中原地区迁徙，实行猛安谋克屯田军制，即“计口授地”。使之与汉民杂居。各谋克散居各地，受当地军政官员的节制。彼此间则缺少联系。至此，猛安谋克制度便逐渐成为军事编制、生产单位与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世宗大定十七年(1177)又定“制世袭猛安谋克若出仕者，虽年未及六十，欲令子孙袭者，听”(《金史》卷七《世宗纪》)，借以巩固猛安谋克的世袭制。但承袭者规定在二十五岁以上。同时，授予诸王以猛安称号。并下令“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阻止女真族的汉化，维持其集聚力。自熙宗朝后，随着猛安谋克户大批南迁及与汉人杂处，女真贵族受中原封建租佃关系的影响，转而依靠地租生活，“不耕不战”，加之猛安谋克普遍骄横不法，军纪涣散，战斗力锐减，猛安谋克制逐渐开始衰落。章宗泰和年间女真与汉族通婚的合法化，更加速了女真汉化与猛安谋克制度的崩溃过程。金后期，军队编制减少到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猛安。官多兵少，仅存其名。宣宗南迁后，猛安谋克无以为战，终至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