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据学 

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治学严谨，讲究科学态度，主张治学是“经世治用”，反对空谈，引导人们正视现实。这种学风对清代学术的发展有深远影响。稍晚于顾、黄的考据学者阎若璩和胡渭，对古书考证力求确实。阎若璩所著《古文尚书疏证》，用科学的考据方法，证明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胡渭所著《禹贡锥指》和《易图明辨》，在辨别古书真伪问题上作出了贡献。但他们的考据，在清代文字狱和封建专制的形势下，由“经世”转入“避世”，从要求社会改革转“为考据而考据”。从思想上看，从积极转向了消极。这是清初考据学兴起的概况。

考据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在乾嘉时期。这时清朝政治稳定，学术风气甚浓，考据之风大盛，并且发展成为专门学问。这种为考据而考据的治学方法，避开了政治，吸引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在古书中寻章摘句，不过问政治，这对清朝的统治是有利的。考据对象以经书为主，由于要弄懂经书，就不得不精通文字音韵，训诂，探佚等工作。

当时的考据学分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代表。他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等书。皖派以戴震为代表，他著《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图》等书，戴派著重文字音韵和校勘训诂。戴门弟子段玉裁所撰《说文解字注》，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在文字研究方面获得很大成就。戴震另一弟子王念孙，撰有《广雅疏证》、《读书杂记》，也是乾嘉时期训诂，校勘的代表作。总之皖派的成绩要超过吴派。

乾嘉时期知名的考据学者共六十余人，如王引之的训诂学，王昶、毕沅的金石考订，钱大昕、王鸣盛的史籍整理，都是很有名的。虽然考据学脱离了现实生活，但在保存整理古籍方面是取得了重大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