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消长 |
| 释义 | 消长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左传·隐公六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不可长”已含有消的意蕴。春秋战国时期，消长由单一概念演变为对偶范畴。孟子较早提出消长的对偶概念：“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培养仁义道德之心，使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相别。《庄子》中讲大道的方向和万物的道理，“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庄子·秋水》）。消息即指消灭与生长，或一消一长，与消长含义相同。《易传》扩展消长内涵，发展为对待范畴。《泰卦·彖》：“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否卦·彖》与此相反：“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消长在和君子与小人、健与顺、阴与阳、刚与柔、内与外等一系列概念、范畴网状相联结中，被定位为相对范畴。这一范畴又往往与消息范畴并用，而且含义大体相同。《易传》以后，消长（消息）范畴向两条理路发展，一是宇宙论理路，一是伦理观理路。前者以阴阳变易消息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后者以公私理欲之别解释社会伦理现象，认为消长是兼综宇宙和伦理的方法原则。自汉至唐，消长（消息）主要运用于自然现象方面。《淮南子》以阴阳变易学说解释《乾卦》九三爻辞：“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之。”（《淮南子·人间训》）以动息释阴阳、日夜，此息非生息、生长之义，而是休息、休止之意，与消息范畴不符。汉代孟喜和京房等以阴阳灾异释易，以推测宇宙气候、季节的变化和人事的吉凶。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以六十四卦解释炼丹的全部程序。他以阴阳消长的十二消息卦，配以十二律，以明一月或一年炼丹用火程序。《参同契》认为炼丹用火与月亮盈亏、四时变化之间，有一种因果的必然联系。魏晋时期，玄学家论易重义理而斥象数。三国魏王弼易说取义不取象，以无为天地阴阳消长之根本，具有玄学家的特点。竹林名士中的阮籍在正始时曾作《通易论》，通过对六十四卦的卦义和次序解释，说明由乾到泰是先王治民的盛世，由同人到复，圣王兴而推行礼法名教，进入衰世，体现了乾辟阴阖，阴阳消长，刚柔相推的原则。南北朝时，玄学派易学与佛教开始结合，以易解佛。周弘正曾仕梁，著《周易义疏》，将六十四卦分为六门：天道门、人事门、相因门、相反门、相须门、相病门。认为如亁坤、泰否的顺序是讲阴阳消长盈虚的，是天道门。唐代易学，义理、象数并存。孔颖达以阴阳二气解释《周易》。“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周易正义》卷首）认为天地万物、人类社会都由阴阳二气所构成，并受其支配。阴阳消长变化便是变易的原理。到宋代，邵雍的八卦和六十四卦方位图体现了阴阳消长的过程。就《伏羲八卦方位图》来说：“震始交阴而阳生，巽始消阳而阴生，兑阳长也，艮阴长也。震兑在天之阴也，巽艮在地之阳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由阴阳互为消长，从而构成阴阳相交之图，仍然遵循着阴阳消长的原理。张载将消息与盈虚对言，是消长之意。“君子道长，故非德之禁可以必行。”（《横渠易说》）把《周易》看作是讲道德，行仁义，穷理尽性，以提高人的道德境界的教本。二程认为天地万物中都蕴含阴阳之象、之数和对待。“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遗书》卷十一）消长范畴主要表现在“消长相因，天之理也。阳刚君子之道长，故利有攸往。”（《周易程氏传》卷二）“二阴长两阳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阴阳之气言之，则消长如循环，不可易也。”（同上）以及“阳长将极，阴消将尽”（《周易程氏传》卷三），由此拓展了消长范畴的内涵。南宋朱熹继承邵雍、张载、程颐的易学。朱熹说，“易只消阴阳二字括尽”（《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阳消则阴长，君子进则小人退。”（《答吕伯恭》）“天地间只有阴阳二者而已，便会有消长。”（《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消长既是善恶道德趋向，亦是君子小人伦理进路，它是指引各具对待性格的范畴变易的导向。从而使义利、公私范畴通过消长范畴而转化为天理、人欲。“天理才胜，私欲便消；私欲才长，天理便被遮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一）义利、公私、理欲都处在消长的过程中。陆九渊在与朱熹的辩论中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与朱元晦》），因而道并非所以阴阳者。易道即是阴阳变易的过程。“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进退，往来阖辟，盈虚消长，尊卑贵贱，表里隐显……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同上）王守仁居龙场时，认为《周易·遁》卦阴渐长而阳渐消，然所以讲“遁，亨”，是因“其时阴渐长，阳渐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巡，则身虽退而道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阳虽消，但四阳尚盛，九五居尊得位；阴虽长，但二阴尚微，六二处下应五。君子在位，小人新进，势微而顺君子；君子知可巡之时，然势尚可为，尽力匡扶，以行其道，使不速乱。这是王守仁对当时被贬处境的估计及其心态的反映。近代魏源基于对物极必反，而又相互联系的认识，说：“消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岂惟世事物理有然哉？”（《默觚上·学篇七》）由于《易传》以阴阳为核心解释消长范畴，在较长的时期内，阴阳消长的思维模式支配了消长范畴的运用和功能的扩展。特别在易学思维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在消长范畴发展演变过程中，宋明理学家具有重要地位。理学家基于对易学研究的深厚功底，把消长范畴超越阴阳的支配，而与义利、公私、理欲相联系，用以解释义利、公私与理欲范畴之间的关系。这样消长范畴便作为由义利、公利到理欲，与从理欲反馈为义利、公利联系的载体和中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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