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交通 

唐代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有四条干线通往全国各地，每条干线又有若条支线。西路经风翔至成都；西北经凉州而达西域；南路经荆襄，达岭南至交州(河内);北路渡黄河，至太原、范阳(北京);东路经洛阳、开封达山东。完整的驿道网，成为商贾贩运货物和民间旅行的通道。唐时在通达全国各地的驿道上，每三十里置一驿站，天下共有路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水驿二百六十，水陆相兼驿八十六。唐朝的政令通过驿传，很快下达各地，这有利于行政上的统一。在各驿道上，与官驿相邻，出现了许多为旅客服务的民营店肆和供租赁的驴马。杜佑在《通典》中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这说明当时民营旅游事业之发达。

唐代的水路交通在运输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大运河，是唐朝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元和郡县志》卷五《河南道河阴县》)，横贯东西的长江、黄河、淮河起着重要的运输作用。以长江为主干，钱塘江、赣江、珠江、湘江等许多河流、河泊，构成了纵横交错的水路网，把许多城市连接了起来。扬州、杭州、洪州、润州(镇江)等港口，一般都停泊成千的船只。洪、鄂等州，水居之民，“与邑殆相半”，长居水上，泛舟谋生。

唐贞元时宰相贾耽著有《皇华四达记》，记载唐朝从边境到国外主要道路有七条。前五条为：一是营州入安东道，二是登州(蓬莱)海行入高丽，三是夏州(靖边)塞外通大同，四是受降城(包头)入回鹘，五是安西入西域道。在这些交通要道上设有若干驿站，仅去回纥的道路上，就有驿站六十八所，具群马酒肉，以便行旅。交通的发达对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同国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