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禁遗书 

清初，为了维护满洲贵族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对于任何反满的思想和活动都进行严厉镇压。当时，在汉族知识分子中反满的意识十分强烈，因之，统治者大兴文字之狱，如康熙时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时的吕留良、曾静案等，对于涉及的有关人员，自然要受到严厉的惩处，他们的著作也被彻底毁禁。不过，大规模的毁禁遗书，还是出现在乾隆年间。乾隆三十七年(1772)诏令各省总督、巡抚广为搜寻“野史诗文”。乾隆三十九年(1774)又诏令进一步搜寻。同时指出，这次诏令下达之后，如果再发现有收藏“不应存留之书”的，一定要严办，有关的地方官员也要受处分。《四库全书》开馆后，清政府更借口购访遗书，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类图书进行一次清理，把清政府认为有“违碍”语言的著作进行销毁。据当时江西巡抚海成上奏时说，仅浙江一省在两年内已销毁“禁书”八千余部。依此推算，全国被销毁的图书数量当极为惊人。

清政府所销毁的“禁书”并不局限于语言带有反满倾向，连宋、元、明三朝的著作中有指斥辽、金、元的地方，只要措辞稍嫌激烈，也一概销毁。至于晚明时各将相所著的奏议文集，很多地方难免要涉及东北边防的内容，也被视为“禁书”。尤其是，清政府还采取了“因人废书”的做法，只要确定某书为“禁书”后，该书作者的其它著作也一并销毁。近人孟森对此曾感慨说：“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心史丛刊》)

这次大规模的销毁“禁书”，使许多有极大价值的史料都湮没失传了，可以说是祖国文化的一次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