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  1563—1620

即明神宗。明代第十三个皇帝。1573—1620年在位，年号万历。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隆庆二年(1568)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1572)五月穆宗死。六月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万历元年。

明神宗长达四十七年的皇帝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以前，因神宗幼冲即位，内阁首辅张居正当政这时期张居正进行了以经济改革为中心内容的改良活动，成效卓著，对挽救明代中叶后期积贫积弱的危机，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个阶段是万历十年(1582)七月到万历十四年(1586)秋。这时明神宗亲政，成为独揽大权的专制君主，并施行了励精图治的措施。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死。由于张居正对神宗的约制和专政跋扈，所以死后受到攻击和处罚。万历十一年(1583)，明神宗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等职衔及其谥号。第二年又抄了张居正的家。尽削张居正的官秩。此外，对与张居正相勾结的宦官冯保也进行了处置。从此以后阁权明显降低，宦官的权势也受到压制。而皇权则明显提高。这时明神宗“日视朝讲，万机亲总，五夜夙兴，又且留心民瘼，加意人才，召对辅臣，咨访部院，开诚纳谏，虚己受言。惟上而圣心忧勤，故下而臣工惕厉，大臣师师，小臣济济，称太平极盛矣。”(《明神宗实录》卷301)。如万历十三年(1585)五月十五日，明神宗在上朝之后，又在平台召见辅臣，商量政务。这是自明孝宗以来停废百年后的第一次“辅臣召对之典”。又如他重视农业生产，曾派徐贞明兴治京畿水田。还注重选用有实际才能的人担任官职。

第三个阶段是万历十四年(1586)以后。这时的明神宗长期怠政，又大肆挥霍，所以搞得国家矛盾重重，“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明神宗的怠政，突出表现为不见大臣、宗庙不享、经筵不讲、奏疏不批。军国大事，不予处理，推说有病，深居不出。因而使明朝的政治日趋败坏，最明显的是“人滞于官”和“官曹空虚”。在职的官吏不能按照制度正常升迁和任职，万历三十一年(1603)吏科给事中项应祥条例“时政八极”，“职官滞壅之极”即其中之一。由于选官制度不能正常运行，所以导致官曹空虚，缺官现象严重，几十年来，无论中央或地方，上层官吏或中下级官吏，均严重缺员，以致政务无人处理。政治腐败。

由于皇帝怠政，统治集团上层缺乏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朝臣之间因政见、忠奸、正邪等不同，而形成派别之争。如关于皇帝储位问题的“国本之争”、东林党与宣、昆、齐、楚各党之争。在这些斗争中，公案迭起，倾轧激烈，把国家弄得乌烟瘴气。这时吏治败坏，军队腐败，政治混乱。

明神宗的挥霍浪费是惊人的。他的膳食费开支，竟使光禄寺“寺帑殚竭”。他对金宝珠玉诛求无已。诸王、公主婚嫁，动辄用银几十万两，福王朱常洵的婚礼费用竟多达三十万两，费用太大，竟至动用太仆寺作为军用的马价银两。供御用、宫廷典礼、节日赏赐所需的织造丝绸、烧造瓷器等也激增。此外还大兴土木，宫室、陵墓等工程连年不断，耗费巨大，仅他自己的定陵工程，就用了白银八百余万两。

浩繁的开支，使他不得不想方设法弄钱，除了巧立名目向百姓敲诈勒索外，还特派由宦官充任的矿监税使分赴全国各地进行搜刮，据南炳文、汤纲《明史》的估计，当时矿监税使每年向宫廷内库进奉的白银约为一百七十一万两，而这个数字，仅是矿监税使实际掠夺钱财总数的十分之一。还有九倍于此数量的白银，被矿监税使及其爪牙等贪污中饱。所以“民间之皮毛穿，脂膏竭矣”(《明神宗实录》卷359)，激起了各地反对矿监税使和反对封建统治的民变和兵变。并种下明朝灭亡的祸根。

但是，这些没有使明神宗有所清醒，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死前一年，东北女真族进攻辽东。六月，努尔哈赤攻克开原，七月陷铁岭，并准备进攻辽沈，袭取中原。在这国家危难的时刻，明神宗依然深居宫廷不理朝政，以致“廷臣伏文华门，请发章奏及增兵发饷”，九月，“百官伏阙，请视朝行政”(《明史·神宗本纪》)，但是他都“不报”。万历四十八年(1620)死去。

庙号神宗，葬定陵(在今北京昌平明十三陵)。

《明史·神宗本纪赞》对他的评论是：“神宗幼冲践阼，江陵(指张居正)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鹜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明熹宗)愍(明思宗)，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