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  1611—1644

即明思宗。明代的末朝皇帝。1627—1644年在位，年号崇祯。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明熹宗朱由校死，无子嗣，遗命以皇第五弟信王朱由检嗣皇帝位。朱由检八月二十四日即位，以明年为崇祯元年。这时，朝内政治混乱黑暗，社会阶级矛盾尖锐，东北地区后金军队步步进逼，形势严峻。年仅十七岁的明思宗，“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颇有励精图治，挽回危局的雄心壮志。“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均见《明史·庄烈帝本纪赞》)。

他勤于政事，始终坚持经常召见大臣，“日御文华殿与辅臣议政”。夜晚批阅章奏，甚至“今苦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明史·后妃二·神宗昭妃刘氏》)。遇有灾害则“斋居文华殿，谕百官修省”，或亲自祷雨。因时势多艰，屡下罪己诏，崇祯八年(1635)十月，下诏罪已后，还“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明史·庄烈帝本纪》)。而且为专心致志于国事，他禁戒女色，甚至在“闻香心动”的诱惑下，能自制不染。这些都表现他自强不息、发愤图强的精神。与他的父、兄相比，有天壤之别。

但是明思宗却没有把国家治理好，最后落了个亡国之君、吊死煤山的悲惨结局。这是由主客观原因造成的。主观原因，是明思宗存在两个致命弱点，即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和性好猜疑，不能信用大臣。他自尊心强，听不得逆耳之言。例如他即位不久，大学士刘鸿训，在内阁“锐意任事”，明思宗对他的意见“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毕竟是冲主’”这话伤了明思宗的自尊心，所以“深衔之，欲置之死。赖诸大臣力救，乃得稍宽”(《明史·刘鸿训传》)，崇祯二年(1629)竟借故将他谪戍代州(今山西代县)，崇祯五年(1632)死于戊所。又如崇祯九年(1636)，大学士钱士升鉴于明思宗为政操之太切“因撰《四箴》以进，大指谓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时病”(《明史·钱士升传》)。但是明思宗非常不高兴，而且在他所上的另一奏疏的批语中谴责说：“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仝上)。前疏即指《四箴》，士升惶惧，引罪乞休。明思宗立即许之。明思宗对于顺耳之言及符合他想法的意见则很感兴趣，并加以重用，礼部侍郎周延儒和王应熊都是因“语皆迎帝意”而特旨擢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的。再如佞臣温体仁，就是因为善于揣测明思宗的旨意，施用奉迎之术，最后升任首辅，而且居位长达八年，任期这样长在崇祯时期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奸佞之徒当道，必然要使政治黑暗、腐败。

明思宗重视任用有实际才能的人，曾提出“济变之日，先才后守”的主张，也不拘一格任用、提拔人才。但是，由于他性多疑，不能信用大臣。他重典绳下，动辄罪废，不假宽贷，就与此有关。所以在位期间，官吏更换非常频繁。十七年中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个，刑部尚书换了五个，内阁大学士久任者也很少，十七年中竟先后用了五十人，其中首辅有十几人。高层官员这种走马灯式的更换，必然导致政治的不稳定。明思宗不信用大臣，便转而任用身边的太监。崇祯四年(1631)，他命太监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吴直监登岛兵粮、海禁，群臣合疏谏阻，他不听。几天后，他“召对廷臣于文华殿，历询军国诸务，语及内臣，帝曰：‘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明史·庄烈帝本纪》)，道出了他任用宦官的原因在于不信用大臣。宦官多缺乏必要的教育与修养，“若辈多市井庸愚，冥然无觉，妄自尊大，故天下事日坏”(《崇祯遗录》)。同时重用宦官也引起他们与文武官员的矛盾，影响文官武将的积极性。正如《明史·庄烈帝本纪赞》所说：明思宗“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才，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败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成为导致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客观原因是女真族后金政权的威胁和国内农民起义的打击。这时后金政权的皇太极，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国势更强，决心入主中原。在位十六年中，前后五次大规模进攻明朝，深入关内，每次都“堕我名城，残我赤子，饱掠我玉帛金珠，不可胜数”(《邢襄题稿》)，使中原人民遭受巨大涂炭。明朝政府也消耗大量军事和经济力量，使社会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崇祯元年(1628)爆发了高迎祥等支农民起义。后来起义军在李自成、张献忠领导下，转战南北，严重摧毁明王朝统治的大厦，最后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进入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走投无路，自缢死。起义军将他与皇后的棺木放在昌平，昌平人启田贵妃墓以葬。四月，清兵入关。五月入北京，以帝礼改葬，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