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义 |
明代哲学明代哲学思想、理论的统称。明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加剧，与此同时，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进一步强化，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腐朽。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级力量日益增强，市民意识开始萌芽，明代哲学在这种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明代哲学可分为三大流派。（1）为朱熹之学。明代先是朱学流行，它作为官方哲学，是科举考试的依据。最初由曹端接其绪，曹端以为性为万物之本，“性即理”（《存疑录序》），太极不是气，而是理之别名。薛瑄为明朝朱学之大家，提出天地之间只有理气，“其可见者气也，其不可见者理也”（《读书录》卷一）。针对朱熹理在气先的说法，强调理气不可分离。又主张“一气流行，一本也”（《读书录》卷三），已接近气本论。其后有胡居仁，一生致力于敬，专讲穷理尽性至命。明朝后期朱学代表人物有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攀龙。顾宪成强调“识性”，说“吃紧只在识性”，“心之所以为心，非血肉之谓也，应有个根底处，性是已。舍性言心，其究也必且堕在情识之内”（《小心斋劄记》）。高攀龙为学主格物，认为明德一事，“由格物而入者，其学实，其明也即心即性。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学虚，其明也是心非性”（《论学书》）。他们最不满王阳明无善无恶一语，辩难不遗余力，以为坏天下教法，自此言始。总有明一代言，朱学在理论上无多大发展。（2）为心学，它发端于吴与弼。吴与弼提出“寸心含宇宙，不乐复如何”（《道中作》），主张以“吾心”作主宰。其弟子陈献章针对朱熹分心与理为二的倾向，指出万理具于吾心，吾心即是万理，此理非他，“即吾心中正而纯粹精焉者也”（《粤秀山白沙书院记》），它“无内外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处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与林君博》）。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进一步发挥师说，他们都在理论上为心学的兴盛创造了条件。王守仁集心学之大成，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之说，以为吾心是天地万物的“灵明”、“主宰”，天下事虽千变万化，都不出“此心之一理”（《博约说》）。又提出“致良知”说，规定“良知是个自家的准则”（《传习录》下），强调人们须去除私欲之蔽，恢复固有良知，并致良知于万事万物之上，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传习录》中）。主张“知行合一”说，以为知与行是“一个工夫”，“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甚至提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传习录》下）。心学至此形成精致、完整的理论体系，能满足当时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很快盛行于天下。后分为许多派别，其中以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影响最大。此派主张“百姓日用即道”，要求“尊身立本”、“率性所行”、“纯任自然”（《明儒学案·泰州学派》），有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倾向。又以为圣愚之别只在“觉”、“迷”之间，只要一明本心，即可成为圣人，因此禅学色彩更浓。明朝后期心学开始衰落。（3）为气学。明初刘基指出人与万物皆由气化而成，说“夫天，浑浑然气也”，人是天之子，“假于气以生之”（《郁离子·麋虎》），继承了张载的气一元论。明朝中期气学在批判心学中发展。罗钦顺指责王守仁“安于禅学”（《与林次崖佥宪》），他虽极力推崇程朱，但不赞成朱熹“理气为二”的思想，提出“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运行变化有其理，“千条万绪，纷纭胶 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困知记》卷一），以气一元论解决理气关系。王廷相推崇张载，发展气本论，提出气不论有形、无形皆为气，“气有聚散，无灭息”（《慎言·道体》）。在理气关系上，认为气是理之体，理是气之具，理出于气，提出“气有变化是道有变化”（《雅述》上篇）。对明清之际王夫之颇有影响。明代哲学的重要成果是产生了初步的启蒙思想。最初是由李贽批判封建蒙昧主义和封建传统观念，提出“是非无定质”，“亦无定论”（《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认为经书不过是圣人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不能作为“万世至论”（《焚书·童心说》），主张改变千百年来“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现象。又提出平等思想，反对歧视妇女，主张男女婚姻自由。明代哲学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官方哲学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然而它包含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尤其是它的精神所培育的许多伟大人格，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