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新启蒙运动 |
| 释义 | 新启蒙运动亦称“新理性主义运动”。20世纪30年代为适应抗日民族斗争而展开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五四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36年9月至10月，陈伯达、艾思奇先后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国目前的新文化运动》两文，建议共同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希望一切爱国分子发动一个反对异族奴役，反对旧礼教、复古、武断、盲从、迷信以及一切愚民政策的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战和民主的觉醒。“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也是继续戊戌以来启蒙运动的事业。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建立以认同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文化上的联合战线”，其基础是下层民众，因此“新启蒙运动”必然是通俗化和大众化的运动（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提出在哲学上要与那种外仁义而内残忍的旧传统思想作无情的斗争，同时使哲学上的斗争与现实的政治、一般人民的斗争相结合，“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应用新哲学到中国各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去”（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启蒙运动”得到广泛响应，至1937年春、夏间讨论最为热烈。胡绳、张申府、何干之等都撰文阐发新启蒙运动。胡绳在《启蒙运动》、《谈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等文章中，反驳了指责新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为旗帜是“搞唯心主义”的说法，指出从欧洲哲学史来看，理性主义不等于唯心主义，反而与唯物论有着不同程度的结合，它与直觉主义、独断论才是对立的。张申府认为新启蒙运动要“发扬五四的影响，补足五四的欠缺”，成为“一个真正新的文化运动”，那么“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打倒孔家店”和“德赛二先生”，“应下一转语，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何干之对新启蒙运动的性质作了概括：“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运动，是反武断、反独断、反垄断的三反运动，是建立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北平思想文化界人士在《北平新报》、《华北呼声》、《动向》、《现实月刊》、《新文化月刊》等报刊上，广泛宣传新启蒙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并发起组织“新启蒙学会”。至1937年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新启蒙运动前后进行了近一年，对推动思想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对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中国实际生活和系统整理批判中国传统思想起了倡导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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