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 |
| 释义 |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国古代政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与学说。因大一统格局的长期存在，中国古代政治本质上是皇权政治。为皇权政治提供统治合法性的理论与学说，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核心。黄老之学在汉初、名法之治在曹魏时期，一度盛行过，但在古代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是儒家。先秦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雏形期，两汉是它的形成期，两宋为其定型期。明清两朝承继宋代余绪，未有多大变化。诸子的政治哲学是它的思想渊源。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董仲舒的神学化儒学为它构建了基本框架。宋代理学对它作了理论加工，去掉了神学色彩，而以“天理”论与“理一分殊”论为更精致的形式出现。与先秦百家争鸣的局势相适应，当时政治哲学众说纷纭。在秦汉以后大一统的时代里，主要是法家尚法贵公的法治、阴阳五行家的学说、墨家的尚同与尚贤论，为兼融各家的儒学提供了思想资料。作为先秦政治哲学的总结者，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并用的理论，开启了以儒家为主、兼融各家的新路径，为大一统时代的儒家政治哲学提供了基本理路。秦汉以后的儒学，是以先秦原始儒学为主，兼融了法家、墨学与阴阳五行家后的产物。天命论及与此相关的君权神授论、民本思想、名教（礼教）之治，是儒家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天命论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精神支柱。宣称“天”是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超自然的神灵。人的吉凶祸福、王朝的兴衰成败，都是天意决定的。君王的统治是“天”授命的结果。天命论在商周就有了，以后一直被视为皇权的渊源所在。孔子有“畏天命”之说，孟子认同天意：“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上》）汉儒匡衡在汉成帝即位时上疏：“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汉书·匡衡传》）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论对它作了理论化的建构，“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作为有意志的人格神，为社会的等级制度作出了规定：“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春秋繁露·基义》）君权神授论让皇权的权威性不容置疑，而大一统王朝作为庞大的政治系统，其安全运行的前提是皇权的合法性问题。君王常以“真命天子”自居，朱元璋宣称，“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明史·太祖本纪》）。宋明理学把有着神学色彩的天人感应论，发展为精致化的“天理”论。“天理”不仅是产生万物的宇宙本体，也是皇权至上与等级制度的化身。如朱熹断言，“君尊于上，臣恭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是“各得其理”的结果（《朱子语类》卷八十六）。这种没有神学光环的“理一分殊”，更好地满足了专制统治的需要。到明清两代，“奉天承运”，为皇帝对臣民颁布敕令、发布诏书的常用开首之语。民本思想由孔孟提出，为后世继承与发展，为统治者所接受，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民本思想在孔子已见端倪，孟子作了完整的论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离娄下》）孟子是从民心的向背，为得失天下关键的角度提出的。与之相配的有“制民之产”的经济主张，即给民众以土地为其安居乐业的保障。孟子认为，民众是社会财富的来源，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是王朝兴亡的关键所在。这为后世所接受。三国时吴国大将陆逊说：“国以民为本，强由于民力，财由民出。”（《三国志·陆逊传》）被视为暴君的隋炀帝，在认识上是认同民本思想的：“民唯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隋书·炀帝纪》）经受过隋末农民起义冲击的唐太宗强调，“民为国之先”（《帝范·君体》），告诫太子李治要懂得“君舟民水”的道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帝范·纳谏》）“清代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对君主专制有激烈的指责，把民本思想发展到了古代的高峰：“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断言不能养民、利民的君主是不称职的，治理天下最简单的方法是满足民众的欲望。他的这些主张，是为了改善民众在君主专制下的生存状态，纠正皇权政治的弊端，但并无否定之意。名教之治被历代王朝视为立国之本，而最有力的提倡者是儒家。名教亦称礼教，是以等级名分为核心的礼义教化的总称。渊源于孔子的“正名”。董仲舒视之为治国根本：“治国之端在正名。”不同身份的人，在社会上应该如何行动，均是由其“名”所规定。“受命之君”，“故号为天子者”；“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民者，螟也。”（《春秋繁露·玉英》）把符合大一统要求的政治观念与道德规范立为名分，要求人们按照礼所规定的去恪守职分。礼就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统治者以之对民众进行教化，这叫“以名为教”，其具体内容就是三纲五常，被称为“平章天下”（袁宏《后汉纪》）的神器。孔孟对三纲五常有过论述，但着眼于血缘亲情，如“仁之实，事亲是也； 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下》）。董仲舒则归于神秘的“天意”：“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他又把阴阳学说附会在天人感应论下，为名教的合理性作论证：“阳贵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这种“天制”在人世就感应为等级制度：“君为阳，臣为阴； 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朱熹把它精致化了，视为宇宙本体“天理”的化身：“仁义礼智信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当治国神器的名教一旦出现了弊端，历代儒家学者采取的不是抛弃的办法，而是为名教寻找更具说服力的理论。由名教之治，衍生出了德主刑辅、伦理政治一体化等内容，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组成部分。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晚清，如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他断言是永恒不变的“中体”，即传统的纲常名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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