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 | 中国古代天学知识中的哲学思想 |
释义 | 中国古代天学知识中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对天学中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哲学思考。“天文”一词,在中国古籍中较早出现为《易·彖·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易·系辞上》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周易》中是以“天文”与“地理”对举;“天文”指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所呈现之景象,这种景象可称为“文”(如《说文》九上:“文,错画也”),“地理”之“理”,意亦类似。故古人“天文”一词,实为“天象”之谓,非今人习用“天文学”之谓。对古人“天文”一词的用法,可以再举稍后史籍中的典型用例加以佐证。如《汉书·王莽传》下云:“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莽数召问,太史令宗宣、诸术数家皆缪对,言天文安善,群贼且灭。莽差以自安。”张宿出现彗星,按照中国古代星占学理论是凶危不祥的天象,但太史令和术数家们不向王莽如实报告,而是诡称天象“安善”以安其心。又如《晋书·天文志》下因《蜀记》云:“(魏)明帝问黄权曰: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 当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荧惑守心也是极为不祥的天象,结果魏文帝死去,这说明魏国“上应天象”,因而是正统所在;吴、蜀之君安然无事,则被认为是他们并非正统的证明。“天文”既用以指天象,遂引申出第二义,用以指称中国古代仰观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凶之学问。《易·系辞上》屡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皆已蕴涵此意。而其中另一段论述,阐述此义尤为明确:“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是天生神物,“天垂象,见吉凶”是天地变化,圣人即统治者则之效之,乃能明乎治世之理。勉强说得浅近一些,也可以理解为: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中模拟出处理人事、统治社会的法则。这些在现代人听起来玄虚杳渺、难以置信的话头,却是古人坚信不疑的政治观念。关于“天文”,还可以再引班固的论述以进一步说明之,《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天文二十一家”后班固的跋语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日月五星,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论各门学术之性质,在古代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极大的代表性。他所论“天文”之性质,正代表了此后两千年间的传统看法。其中暗含的逻辑为:一个世俗的王权,是由上天所授,上天将王权授予谁,谁就获得了“天命”;而天命必须依靠观察、理解“天文”来得知。此外,世俗王权的统治是贤明还是黑暗,需要上天给以警告还是给以嘉奖,也必须依靠观察、理解“天文”来得知。至此不难明白,“天文”一词之第二义,实际上相当于现代所用的“星占学”(astrology)一词,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astronomy)。天学与王权,在中国上古时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简而言之,在古代中国,天学对于谋求王权者为急务,对于已获王权者为禁脔。这种情况在早期更甚,而直到明朝建立时仍没有本质的改变。随着文明的发展,确立王权时对于物质层面的诉求增大,天学渐渐从确立王权时的先决条件之一演变为王权的象征,再演变为王权的装饰,其重要性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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