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中国古代农业与生物学哲学思想 |
| 释义 | 中国古代农业与生物学哲学思想中国古代对于农业与生物学中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哲学思考。起源很早。1979年在江苏连云港锦屏山将军崖所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期石刻岩画，岩画上刻有各种星云图和植物人面图形，似是早期生物与自然相应观念的一种反映。早期的农学与生物学活动十分注意认识自然规律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期，农时概念已经确立。如孟子讲：“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讲：“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均认识到不违（失）农时对于农作物丰收的重要性。战国末，《吕氏春秋·审时》以禾、黍、稻、麻、菽、麦六种农作物为例，分别对得时、先时、后时三种情况下的农作物生长作了考察，并得出“是故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的结论，使得对农时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吕氏春秋·任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其中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思考。北魏时期，贾思勰指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种谷》）；“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主张在利用自然之物时，应充分认识其固有能力与内在属性，包括顺应、考虑天时、地利等自然规律与环境因素。宋代以后，农学家愈加强调农事活动中的人力作用。陈旉说：“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农书·天时之宜》），透露出可通过人事活动来改造自然状况的观念；元王祯说“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一·垦耕篇第四》），提出顺天因地需由人掌握的思想。这些都表明此时人对于自然认识水平和支配能力的提高以及农业生产由自在而自为的进步。而宋园艺学家王观在《扬州芍药谱》中赞叹洛阳之牡丹、维扬之芍药是“以人而盗天地之功而成之”，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中也说“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幻出旱稻一种，粳而不黏者，即高山可插”，则注意到人具有改变自然的能力，或即注意到人力可在物种变异过程中发生作用。在此基础上，马一龙说：“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农说》），徐光启说：“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或亦可以回天”（《农政全书·树艺》），其中都明显体现出人可胜天的积极思想，也是对传统命定论思想的一种否定。清陈淏子的思想表达了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解，其曰：“凡木之必须接换，实有至理存焉。花小者可大，瓣单者可重，色红者可紫，实小者可巨，酸苦者可甜，臭恶者可馥。是人力可以回天，唯在接换之得其传耳。”（《花镜·接换神奇法》）即既肯定人可以对生物变异产生积极作用，又强调人力作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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