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起义。张献忠(公元1606年——1646年)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出身贫苦，长大后去延绥镇(今陕西榆林)当兵。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率领米脂十八寨农民起义，自称八大王。荥阳大会后，与高迎祥、李自成合军东征凤阳(今安徽凤阳)。以后率部南下，转战豫、楚诸地。崇祯九年九月，张献忠联合罗汝才、马守应等共二十万大军，攻襄阳，(今湖北襄阳)，沿长江东征，南京震动。崇祯十年三月，各路明军集中到安徽太湖酆家店与农民军决战，被农民军击溃。张献忠屡胜而骄，结果被明军牟文绶、刘良佐部击败，退走湖广，结屯在竹山(今湖北竹山)一带山区。崇祯十一年四月，接受明兵部尚书熊文灿招抚，驻兵谷城(今属湖北)。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于谷城再度起兵，在房县(今湖北房县)击败明军左良玉部，明廷大惊，杀熊文灿，改派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围剿。杨嗣昌采取军事大包围，妄图一举剿灭农民军。张献忠突破明军的包围，从湖广进入四川，转战四川各地，争取了主动权。崇祯十四年一月，张献忠突然回军湖广，以一昼夜行军三百里的速度奔袭襄阳，二月，陷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抄发王府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杨嗣昌畏罪自杀，明军的大围剿被彻底粉碎。崇祯十六年五月，攻陷武昌，沉楚王朱华奎于长江，建官制，称大西王。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率军再度进入四川。八月，破成都，杀蜀王。十一月，在成都建国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大西政权在四川存在了三年，军纪严明，保护人民利益，严厉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大顺三年(公元1646、冬，清兵进攻四川，张献忠拒绝清朝招降，亲自率兵迎击清军于西充(今属四川)风凰山，受伤被俘遇害，起义失败。

明代末年政治腐朽，宦官专权，党派林立，互相倾轧。经济上土地高度集中，封建地主阶级不断加重赋税，广大农民走投无路，到处流亡，阶级矛盾激化。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陕北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张献忠在陕北米脂参加起义军。自号八大王，因身长面黄，人称黄虎。初属王自用，后自成一军，是三十六营中一营的首领。崇祯八年(1635)荥阳大会后，与高迎祥大举东征，攻取明中都凤阳，焚皇陵，转战豫、陕、鄂、皖各地。崇祯九年(1636)高迎祥牺牲后，张献忠一度成为农民军的主力，于河南湖北一带同明军作战，有众二十余万。攻襄阳时，顺江东下，势达淮、扬，南京为之震动。崇祯十年(1637)，张献忠在安徽取得重大胜利后，至桐城，推东河之战失利，退守湖北房、竹一带，接受明兵部熊文灿的“招抚”，驻兵谷城。但拒绝裁减军队，不受调度，并利用此机会，养精蓄锐，准备再起。崇祯十二年(1639)，张献忠在谷城再起，与罗汝才合兵，转战于鄂、豫、川、陕毗邻地方。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突围入四川，采取“以走致敌”的战术，粉碎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连克四川大部分州县，转战全蜀，给四川地主阶级以坚决打击。拖引明军，使之疲于奔命，当时张献忠曾嘲讽明将军们说：“前有邵巡抚(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大亨)，不战随我走，好个杨阁部(嗣昌)，离我三天路。”(李馥荣《滟澦囊》卷一)次年，在川东开县黄陵城击破明军，继又出川，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粉碎了敌人围攻。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张献忠攻克武昌，杀明宗室贵族，沉楚王朱华奎于江中。张献忠入驻楚王府，即“大西王”位，改武昌为天授府，设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以及巡抚、知府、知州、知县等中央和地方机构，同时开科取士，建立初具规模的大西农民政权。七月，明集大军逼武昌。张献忠弃楚入湘，攻占长沙。八月，破常德，下令将明官僚杨嗣昌霸占的土地，“查还小民”。十二月，张献忠听取谋士汪兆龄意见，弃长沙，进军四川，拟以四川作根据地，然后北伐，平定全国。崇祯十七年(1644)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即帝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称成都为西京，造《通天历》，铸“大顺通宝”，封养子孙可望平东将军，李定国安西将军，刘文秀抚南将军，艾能奇定北将军；任汪兆龄左丞相，严锡命右丞相；设六部尚书处理政事，置五军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构。大西政权严厉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大顺二年(1645)李自成牺牲后，清军转向四川进攻大西政权。大顺三年(1646)张献忠在与清军作战中，于西充凤凰山中箭牺牲。所部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张献忠起义，建立大西农民革命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统治，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