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 

古代兵书名。相传为战国时尉缭所作。其人始末未详。有人说他是魏国人，有人说他是齐国人。《汉书·艺文志》中诸子略杂家类录有《尉缭(子)二十九篇，《兵书略》兵形势类又有《尉缭子》三十一篇。杂家的《尉缭》唐代时期还存世，后来已亡佚。现今存留的《尉缭子》五卷三十一篇，相传即《汉书·艺文志》兵家三十一篇，但有散佚。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尉缭子》竹简三十六枚，有《兵谈》、《守权》、《将理》、《原官》、《兵令》六篇。考察此书主要不是提供给将领指挥作战的兵法，而是献给国王以供采择的大计方针，因此所讲的重点在于取得“威胜”的“审法制，明刑罚，使器用”方面。综观其所论，可概括为下面四个方面：

①该书重点主张推行法家政策，以造成政治上的“必胜”的形势。如作者像法家一样主张“举贤任能”，“明审法令”、“贵功养劳”(《战威篇》)。主张用爵禄来奖励“农战”(《制谈篇》)。主张“治本”招扶流亡，开垦荒地，“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兵谈篇》)。还主张顺应自然而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国家要有一定的“取与之度”。他说：“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治本篇》)。又说：“均地分，节赋敛，取与之度也”(《原官篇》)。

②还主张通过法令制度，确立在军事上“必胜”的形势。该书中有《重刑令》，规定了对战略、投降或逃跑的各级将领用重刑。又有《伍制令》，规定伍(五人)、什(十人)、属(五十人)、闾(一百人)等各级队组织中，有干令犯禁知道情况不检举的，同罪连坐。又有《分塞令》，规定各支军队，划分地区设塞防守，使得“内无干令犯禁”，“外无不获之奸”。此外还有束伍令》，规定每伍有失人者要罚，而得人者有赏，同时上级将领可以诛杀下级将领。还有《经卒令》，规定三军采取各种不同颜色的旗帜和徽章，以便于指挥。又有《勤卒令》，规定使用金、鼓、铃、旗四者指挥作战的方法。还有《将令》，规定国君任命将军的法令。又有《踵军令》，规定后继部队，如何前进会合大军的步骤。

③主张从战略上建立战斗“必胜”的形势。该书的作者推崇孙武的吴起的(《制谈篇》)，并三次举出吴起的临战作为榜样(《武议篇》)，作者很重视战略的运用，讲究奇正的配合，主张避实击虚。例如说：“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勤卒令》)。又例如作者认为：“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也。”“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战威篇》)。作者主张进攻敌国，要深入其地，断绝通道，占据大城，进攻要塞，先择其“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虚而攻之”(《权攻篇》)

④主张要从战备上确保“必胜”的形势。本书作者认为：建筑城邑的大小，必须与土地的肥脊相称。还要与居民的多少相称，与积粟的多少相称。要做到三相称，始能“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兵谈篇》)。还认为“委积不多则士不行”，“器用不备则力不壮”(《战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