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人愤世而作 

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士人仕与不仕、得志与失意，主要取决于中正对他们的好恶。中正定士人品级高下，总是以对方的门第高低、权势重轻、贿赂多少、与自己关系亲疏等为标准，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使得有权者恒居势位，欺陵弱小，无权者辄居下位，受人压抑；有财力者可通过纳贿拉关系，取得高品，贫寒之士则无法靠钱财改变自己的地位。这种腐败局面引起寒族出身的士人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发出呼吁，要求革此弊端，但不为当权者所重视。于是，一些文人撰写文论，针砭时弊，通过笔墨表达自已的怨愤。这类文论在当时社会上反响极大，人们称之为“疾时之作”，象晋惠帝时，吴郡(治所在吴县，即今江苏苏州)蔡洪的《孤奋论》、高平(治所在昌邑，即今山东巨野)王沈的《释时论》、南阳(治所在宛县，即今河南南阳)鲁褒的《钱神论》、庐江(治所在舒，即今安徽庐江)杜嵩的《任子春秋》等，即属此类。史称，这些文论写出后，“读之者莫不叹息焉”(《晋书·文苑·王沈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共鸣。当然，寒人之所以愤世疾俗，主要原因还在于其自身利益受到门阀政治的损害，他们中的多数人未必是为忧国忧民而发此感慨。尽管如此，在门阀制度发展到极盛的当时，他们敢于抨击这一最主要的社会弊端，精神仍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