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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 孔子
释义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晚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名丘,字仲尼。儒家创始人。先世为宋国贵族,曾祖孔防叔避祸迁鲁。父叔梁纥为武士。少“贫且贱”,及长,曾任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牲畜的乘田。深好学问,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琴于师襄。鲁定公九年(前501),五十一岁时任中都宰。十年,鲁、齐夹谷之会时相定公。旋任大司寇。十二年,因政治主张与执政的“三桓”不合,遂离开鲁国,自此周游卫、陈、曹、宋、郑、蔡等国,终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六十八岁时回到鲁国。四十岁前后即聚徒讲学,相传弟子三千,著名者达七十人。曾整理研究《诗》、《书》、《周易》等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宣扬“仁”的学说,“仁”包括忠、孝、宽、惠等内容,认为“仁”即“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妥协和亲善。贯彻“仁”时,要以“礼”为依据,故说“克己复礼为仁”。对鬼神采取既不否定也不重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在政治和经济上,要求当政者实行教化和宽惠政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同时要求人民对上也要顺从和易使,反对犯上作乱,提出君、臣、父、子各守名分的主张。在教育上,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在教学态度上,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和“不耻下问”的思想。在教学方法上,提出“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学习途径;采用“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方法。但鄙视“学稼”、“学圃”,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认为有“生而知之”的人。自汉以后,孔子的学说被改造成为封建文化的正统,其本人也被尊为圣人,对后世影响极大。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因乱,逃至鲁国,世为鲁人。少“贫且贱”,“故多能鄙事”。及长,在鲁国曾任“委吏”(司会计)和“乘田”(管畜牧)等小官。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中年,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年五十,鲁定公时,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司寇,行摄相事。后因齐人离间,遭鲁定公冷遇而率弟子离鲁,周游卫、宋、陈、蔡、齐、楚等国,自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终不见用。于鲁哀公十一年(前484)返鲁。晚年致力于文化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学说以仁为核心,认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点,即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又以孝悌为仁之本,以为“仁”的执行要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强调“礼”,但认为“礼”须从属于“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仁”以维护贵族等级秩序为目的,但也表现了对一般人民的重视。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并尊重庶民独立的人格:“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并提出“庶、富、教”的治国主张。在世界观上,较少讲天道问题,但又不否定有人格意志的“天”。《论语·子罕》记载说:“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据《述而》记载,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时,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他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但又把天看成是自然之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相信天命存在,认为天命决定着人的生死和社会的兴衰治乱。当冉伯牛将病死时,他无可奈何地说:“亡之,命矣夫。”还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在相信天命的同时,对周时盛行的通过卜筮探求天意的做法持否定态度,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中,重视人力。在生活上采取积极的态度,表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的乐观精神。重视祭祀,但又怀疑鬼神的存在,不主张乱行祭祀,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敬鬼神而远之”(《雍也》)。据《述而》记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提倡为实现“仁”的最高道德境界而献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在认识论上,虚悬“生而知之”,但更强调“学而知之”。提倡“好学”、“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主张全面学习别人,既学习别人的长处,同时也应警惕别人的短处,引以为戒。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和“温故而知新”等命题。主张学行并重,言行统一。崇尚中庸,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主张无过无不及。认为“过犹不及”(《先进》),超过事物一定界限与未达到一定界限同样是错误的。反对主观和墨守成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又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并自称“无可无不可”(《微子》),表示出处事接物的灵活性。历史观上有“述古”、“好古”的倾向,但认为历史有某些不带根本性的变化。“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肯定周代不能永存,对于周礼亦有所“损益”;在“百世”的历史中,后代对于前代都是有所损益的,并不认为古代的社会都是完美无缺的。在教育方面,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传说弟子先后有三千人,精通六艺者七十余人。主张“有教无类”,强调“因材施教”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并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分科教育的方法,将其弟子大致分为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并要求对学生普遍实施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但把品德教育放在首位,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把《诗》、《书》、《礼》、《乐》作为学生的主要科目。竭力反对培养言行不一、阿谀奉承的“乡愿”式人物及“巧言令色”的小人。提出“正名”主张。强调“为政必先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子路》),要求名实相符但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主观伦理概念为正名的标准,对中国古代逻辑发展影响颇大。他还使用演绎性质的类比方法,如“举一隅以反三隅”(《述而》)、“能近取譬”(《雍也》)、“闻一知十”(《公冶长》)等。军事思想上,虽以反对战争为旗帜,多次申言“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甲兵之事,未之闻也”(见《左传·哀公十年》),然对具体军事活动仍提出许多重要见解,强调“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民无信不立”(同上);“行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备者必有文备”(见《史记·孔子世家》);“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美学思想上,以仁学为基础,认为审美和艺术在人们为达到“仁”的精神境界而进行的自我修养中起特殊作用。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认为要成为一个仁人君子要从学诗开始,最后的完成则在于乐。强调在涉历游艺(包括诗、歌、舞在内)的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愉悦。重视艺术的社会作用,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提出“兴”、“观”、“群”、“怨”一组美学范畴,以“兴”为首,强调了艺术的感染作用。在美与善的关系上,明确区分美与善,“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指出美不同于善,同时又认为善比美更重要,“人而不仁,如乐何?”(同上)指出内在的善,以能引起人们精神愉悦的感性形式表现出来,并使形式与内容达到完满的统一,即为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同上),把“尽美尽善”作为最高的审美理想。在文与质关系上,重视“质”,认为“文胜质则史”(《雍也》)。又反对轻视“文”的片面倾向,赞美与社会生活美有关的服饰、车舆上的文饰、文采。“焕乎!其有文章。”(《泰伯》)主张“君子博学于文”(《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上),认为如过分强调“质”而否定“文”的作用,也会造成“质胜文则野”(同上)的缺陷。还认为行文说话不但要求内容正确,而且还应注意文辞表达形式的文采,说:“言而无文,其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在对自然美的欣赏上,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命题,触及自然美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在中国美学史上创始“比德”说。在“中庸”原则基础上,崇尚“中和”之美,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作为美学批评的原则。重视艺术与美的社会作用,重视美育的重要性,为中国历史上提倡美育的第一位思想家。其创立的儒家美学,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派别之一,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其艺术与政治教化结合的思想,也成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传统思想。自汉以后,经过不断补充和改造,他的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美学、文学、艺术、教育、史学、政治、伦理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全世界,尤其在东南亚各国也有很大影响。现存《论语》一书,是研究孔子学说的主要资料。
孔子释文见“中国古代哲学·人物·先秦”类。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贵族。少贫贱。长为委吏、乘田。又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年五十任鲁司寇,摄行相事。后又周游列国,终不见用。晚年返鲁致力教育及文化整理。相传弟子有三千,贤者七十余。《诗》、《书》、《礼》、《乐》、《春秋》等典籍皆经其整理编订。由于精熟前代文化遗产,并致力于传授后学,曾发表了许多相关见解,多见于《论语》中。其中颇有与文艺密切相关者。重视文或文艺,并将之作为人格修养的重要方面,是其文艺思想的基本起点,故将文行忠信列为“四教”(《述而》),并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但其重视的基点还在德行修养,故又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认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但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推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他还重视诗的作用,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又从形式到内容对之作了进一步规范,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平正之美。又要求善于修饰文辞,然不偏废文质而尤尚德行,强调美善兼具与无邪归正。所传《论语》,记载其生前言行,为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编集。此外,《左传》、《孟子》、《荀子》等书亦载有孔子学说。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所创儒家学派自汉代以来成为两千余年封建思想的正统,故其有关文艺观点也对后世文学理论与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生平事迹见《史记》卷四七,魏晋间出现的《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有关孔子的言行事迹,虽出于传闻,亦可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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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2/5 19: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