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 国民性 |
| 释义 | 国民性现代学者用语。指国民群体人格和思想特征。流行于五四时期，但剖析中国国民性是自戊戌维新前后至五四前后的近代思想家一直关注的问题。梁启超作《新民说》，首先发挥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以生物进化“优胜劣败”的法则观察民族命运，揭露中国国民品格的四项弱点，强调要国民“翦劣下之根性”，养成“完粹之品格”（《论中国国民之品格》），是为国民性问题讨论之滥觞。后在1911年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中提出了“国民性”概念。孙中山则提出“自根本上做功夫，便是在改良人格来救国”（《国民要以人格救国》）。邹容更疾呼：今日欲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军》）主张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求民族生存与富强。章炳麟则以为上至孔、孟、荀，经过程朱、陆王，再到颜元、李塨，“虽虚实不同，拘通异状，而自贵其心，不以鬼神为奥主，一也”。禅言盛行亦是因为与这一“中国心理相合”（《答铁铮》），即以“依自不依他”为中国汉族之特有国民性，予以肯定。新文化运动中，国民性问题的讨论进一步突出。陈独秀揭示中国人中存在的“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并指出造成此种国民性原因有三：“一曰学说之为害也”（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一曰专制君主之流毒”，“一曰统一之为害”（《抵抗力》）。强调“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我之爱国主义》），进而提倡个人本位主义，形成有独立人格之国民，号召国民“不以根性薄弱之亡国贱奴自处”（《抵抗力》）。王光祈指出，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充满了因循、苟且、庸儒、麻木、冷酷、贪吝、无聊的成分”，所以“外力才敢压迫，军阀才敢专横”（《少年中国运动·序言》），主张“中国人自思想、行为、信仰，以至穿衣、吃饭、睡觉之事，几无一不应改善”（《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胡適在《易卜生主义》中指出，国民如不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则“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形成了安定内在精神的“调和持中”的国民性，因此不可能产生西方那样向外追求的科学和民主，“从数千年伦理生活所训练出的人生态度，所陶养的国民性，你怎能想他亦会有这么一天开出这些玩艺来呢？”（《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鲁迅集中而深刻地剖析中国国民性问题，并用文学形象写出他眼里“所经过的中国人生”，特别通过阿Q这一典型，画出中国“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既满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揭露国民心理中的奴性，又热情歌颂中国民族的“硬骨头”精神，主张彻底砸烂奴才主义的精神枷锁；强调“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五四以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瞿秋白等指出东方文明是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的文化，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孝悌、礼教、养心绝欲、和平好让等，是宗法社会的表征，从而将国民性改造置于改造整个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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